“张学”的难解之谜

读罢陈子善先生的大作《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2月5日《上海书评》），很自然想起毛尖博士对陈老师的描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迷上张爱玲，编出一本又一本和张爱玲有关或有那么点关系的书以外，他到处侦探和张有关的线索……所以，如果有人问，张爱玲还有什么亲人在世，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陈子善。”看到这段戏言是五年前，张爱玲去世十周年的时候；转瞬到今年，却是这位文坛奇女子诞辰九十周年，从大陆到港澳台，媒体上都有些文字或节目谈论其人其文，台北《联合文学》9月号还专门辟有“张爱玲学校”专辑，从不同课目进行“张学”研究，颇见意趣。

陈文的钩沉收获不小，对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事有所补遗，如大会分组讨论，她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用的是笔名“梁京”，等等；更重要的，是清晰梳理出文代会有关决议与作家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张应在这一逻辑氛围中去了苏北农村，时为1950年末到1951年初冬，约三四个月。厘清这个事实，对有关张爱玲或与文代会或与土改之事有所缺漏的几部传记作了补正，于“张学”研究很有意义。

确实，张爱玲有无到农村参加过土改，是了解其作品《秧歌》、《赤地之恋》之创作心路的大前提。她去香港后完成的这两部长篇，不是最重要却最有争议，前者以土改为故事情节，后者亦以这一运动为主要事件，在一个长时期里，贬之者曰糟，赞之者曰好。过往予以责难的理据之一，就是张从未去过农村，根本不了解土改。如与张相熟的老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以肯定口吻指出：“事实不容假借，想象也须有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子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但既有陈文所举的张之姑父李开弟、老编辑魏绍昌以及张本人在美国接受殷允芃访问所讲的话，可知柯灵先生认定张从未到过农村却“凭空”创作土改题材小说，是有些武断和失据了。但对殷允芃访问记所引张本人关于去过农村那段话，余斌撰著的《张爱玲传》有注释云：“实则张爱玲指的很可能就是《华丽缘》写到的1947年在乡下过年一事，因为张在《惘然记》中曾说及《华丽缘》‘部分写入《秧歌》’。时间也对，景是冬天，《秧歌》里又恰好写到过年。”无疑，张是那种喜欢都市亦属于都市的时髦女性，去乡下过年也好，参加土改也好，时间都不长，在散文、小说里屡次描绘那种新鲜的乡村生活体验也很正常。比较而言，陈文的新结论似比余著的“很可能”更有说服力。

海内外对这两部作品的评价，一向呈现两极化。柯灵那篇名文还指出：“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闻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国内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海外“赞得一朵如花”的人士，当包括曾在美做寓公的胡适、在大学从事中国文学教学研究的夏志清、王德威以及港台地区的几位学者和作家。直到2005年7月，夏志清先生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沪上出版简体字版，“入境随俗”之下，写张爱玲的那一章涉及这两部作品的佳评删削殆尽。这说明主流意见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依然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对同一作品的评价截然相反，其原因不在政治立场的迥异，即在文学观念及美学趣味的不同，两者又往往互为纠结，而张爱玲这两部作品所遭遇的非难，似乎首先是基于前者而非后者。且不说当初断言没去农村而写了土改，就是去参加过土改，如果立场错了，也一切皆错。她有可能不“错”么？建国前后各地的土改运动，给农村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颠覆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基层乡绅政权，“泥腿子”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其间经过控诉、斗争、清算等一系列程序，伴之以暴力甚至杀头的斑斑血迹，所有这一切，绝非出身名门世家的这位女作家所能理解和接受，更遑论用手中之笔去赞美和讴歌。但是，这两部作品也并非“虚假”、“反动”得一无可取，土改之行不会不给张爱玲提供生活的观察和积累，只不过以她的价值观和敏感度，是较多地看到了在她眼里匪夷所思的种种负面现象。她在《秧歌》的后记说：“这些片断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既是“放在心里带东带西”，不可能没有一点亲身经历，而小说的不少情节也不像是仅凭剪报或想象就能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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