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心性论与《西游记》的心学观

摘要：《西游记》在明中叶人性解放思潮的勃兴和文学运动的相互激荡中脱颖而出。宋明理学中关于以道德理性对人的形体存在形式的生理现象，对精神存在形式的心理形象进行自我心性修养和内在超越的探索，可能对《西游记》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作品的内容与回目中处处渗透着宋明理学的心性论理念，作者显然是运用比喻象征的艺术手法，阐释了对宋明理学心性论的理解和自己的心学观。

关键词：宋明理学 西游记 心学 解读

一、《西游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今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刊出的金陵世德堂本，刊刻前的手写本问世时间，当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而这一时期，伴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个性解放的要求和重视人的价值的社会思潮悄然兴起，王阳明心学就是这种社会思潮在哲学领域中的反映。阳明心学的核心是“心即理”，“此心无私欲之蔽，即使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1]。“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天理也。”[2]。其要旨集中于所谓“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3]。意谓自然人尚处在“未发之中”，不存在善恶之分；人只有产生意念活动时，才有善恶之分；良知则能认识善恶，能够认识善恶，便有可能改恶从善，这样的“工夫”便叫做格物。上述王阳明关于“心体”与“格物”的思想，显然综合了佛教禅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惹尘埃”（慧能）；和“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4]的观点，即以“明镜”比喻心体。

这一观点，强调人了的主体意识。运用于道德修养，则主张“自明本心”，“反身而诚”，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主体在道德完善中的能动作用因之得到高度的阐扬。而所有这些，对《西游记》显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西游记》产生的大致时间，正是王阳明心学最为昌盛，其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时期。据《明史》本传称：王阳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无复几人矣”[5]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条件下，《西游记》的创作或写定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西游记》问世时的文学背景来看，明中叶的前后七子、吴中四杰、唐宋派等文学流派前后纷起，各类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传奇、词话、歌谣、白话小说等俗文学，也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人性解放思潮的勃兴而异彩纷呈，并显现出勃勃生机。《西游记》便在这种时代性思想潮流和文学运动的相互激荡中脱颖而出了。

二、宋明理学心性论对《西游记》的影响

宋明理学中的“所谓心性之学或心性观，是指关于人的本心、本性、本质的整体性、有机性关系的学说。它以道德理性对人的形体存在形式的生理现象(生命、食色)和精神存在的形式的心理形象（知识、情感、意志）、伦理现象（忠、孝、仁、义、礼、智、信）进行自我心性修养和内在超越，以凸显人生价值、道德生命、理想境界和精神家园。这样，心性观便维系着人与自然、社会、群己、心灵的关系网络，以及在此关系网络中人的价值观和意义的定位，生命、情感、知觉、学思、意志以及道德理性、精神自由的认准。”[6]因此，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十分重视对“心性”的探讨。程颐在论及心、性、情的关系时说：“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7]朱熹说：“一身之中浑然有个主宰者，心也。”[8]他还认为：“视听浅滞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测，故见闻之际必以心御之，然后不失其正。若从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则不为物引者，鲜矣。”[9]陆九渊则认为：“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10]陆象山的高徒杨慈湖，基本上继承了象山的衣钵并有所发挥：“人心至灵、至神，虚明无体，如日如鉴，万物毕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为，靡不中节，是谓大道。”[11]到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即理”，把心性之说推到极端。就这一点而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无异。只是朱熹在理学中强调“格物致知”工夫，而陆王心学则持以本体为主的立场。就是说，朱子学注重怎么去修的工夫方法，而王学一脉却注重对本体的描绘。

宋明理学心性论与《西游记》的心学观 共有7页,您还有6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