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海外书简

在写给美国学者李欧梵的一封信中，施蛰存谈到对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沈从文传》及沈从文的看法：“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有中文译本，我才看到。此书第七节涉及沈从文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也有金介甫的评论，使我诧异。沈从文不会理解现代主义，不足为奇，金介甫也不理解，十分奇怪。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及表现方法，不是指题材内容为大都会中的现代生活。沈从文一看到描写舞场、咖啡，就生气；金介甫似乎也有同感，怪不怪?”(1986年1月12日)

施蛰存与沈从文是同时期的著名作家，当年在上海又有密切来往，且都被鲁迅严厉批评和讥讽过。即便如此，谈到沈从文时，施蛰存依然不加虚饰，坦率而言。

施蛰存对沈从文所持的这一态度，我在上世纪九卜年代初已有印象。当时，我为撰写《沈从文与丁玲》一书向他请教史实，他在先后两封信中分别写道：

丁被捕后，沈作《记丁玲》，此书中颇有讥讽丁玲的话，也有讥讽左翼作家及左联领导人的话，我当时看了，也觉得沈过甚。我不知丁玲什么时候看到沈这本书，想必在南京时已见到，从此丁对沈很不满意。(1990年4月25日)

沈从文记丁玲一文，当年我就觉得不好。他是两面开刀弓，两面不讨好，一面讽刺左联，一面批评国民党，两方面的措辞，也并非半斤八两。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八十年代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1990年i1月l5日)

今天，再读这些信，它们正好印证了上面所引古剑之论：“因作家的书信是随心随性而写，没有掩饰，更不造作，其学养修为，为人处事，气质爱好，都自然流露在书信中。”

与鲁迅的关系、对鲁迅当年对自己的批评与讥讽的看法，是施蛰存晚年不断被人问及的话题。有人谈到，施蛰存似乎对此事有过反省，对鲁迅不再有怨言。但在一九七九年写给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吴羊璧先生的信中，他一一回答吴的提问，在“关于书报检查员”一节中，他专门谈到鲁迅对他的这一指控：

这是鲁迅对我的诬蔑，这个“定论”是鲁迅给我的“定论”，党并没有给我作这个定论。经过多次审查，我的政历从来没有人 肯定我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只要举一个铁证：我只有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间是国民党员同时是共青团员，当时的团员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左派，都是跨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我脱离了两方面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既非国民党员，怎么会做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批判，我是不服的。但看他对周扬、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他现在还是一个“老虎屁股”，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197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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