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

自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对于《金瓶梅》的版本、成书等问题的研究才正式逐步展开。一般认为，目前所见的10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因题名有“词话”两字，故称之为词话本；又因有“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序，故亦称万历本；20卷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是据词话本修改后刊行于崇祯年间，故简称崇祯本。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吴晗在词话本发现之初，就凭一些笔记而推断“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1]至70年代，韩南在讨论万历本与崇祯本的关系时说过“乙系本（崇祯本系统）并非源于甲系本（词话本系统）”的话。尽管此论只是就崇祯本据《水浒传》等修改而发，但常常被人夸大为他对整个崇祯本并非源之于词话本的结论。[2](P111)80年代以后，说目前所见之《新刻金瓶梅词话》并非是初刻，而是二刻、[3](P99)[4](P115-120)三刻，[5]乃至是清初所刻[6]的论文不时可见；在万历本与崇祯本的关系上，梅节先生等力主“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①梅先生是一位学力深、造诣高的令人尊敬的长者。他穷十余年之力，在认真校勘《金瓶梅词话》的基础上所作的结论，自应高度重视。但笔者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想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就教于梅先生与诸位同好。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

说《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新刻”一词的理解。“新刻”的确可以理解为在原刻的基础上重新刊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在述其“刊刻之名义”时曾对“新雕”、“新刊”作了这样的解释：“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24卷，每卷未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刘辉先生即据此义而认为词话本是二刻：“正因为有原刻在前，故特别标明此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3](P119)

但是，时至明代，特别是在刊刻戏曲、小说时，“新刊”、“新刻”的含义往往有所变化，“新刊”、“新刻”特指初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即以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来看，也有将“新刊”指为初刊的，如云：

汇刻词集自毛晋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始……国初无锡侯氏新刊《十家乐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后主三十三首）、冯延巳《阳春集》（宋嘉祐陈世修序，序谓“二冯远图长策不矜不伐”云云）、子野（张先）、东湖、（贺铸）、信斋（葛剡）、竹洲（吴儆）、虚斋（赵以夫，有淳祐己酉芝山老人自序）、松雪（赵孟頫）、天锡（萨都剌）、古山（张埜，邯郸人，有至治初元临川李长翁序），皆在毛氏宋词六十家之外，载王士祯《居易录》十三。此刻世不多见，《汇刻书目》既未胪载，《邵注四库简明目》亦未及见。（卷7）

这里提到“新刊”的《十家乐府》显然是初刻。除此之外，我们不妨再举数例来证明明清时所说的“新刻”即是初刊。

（一）《水东日记》卷6：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时，松江士子新刊孙鼎先生《诗义集说》成，请序。先生却之，请之固，则曰：“解经书自难为文，近时惟东里杨先生可当此。况六经已有传注，学者自当力求。此等书吾平生所不喜，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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