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传奇小说的三种主要类型及其文化品格

明代传奇小说包括三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古文衍变而成的， 我们称之为古文的传奇化；第二种以“三灯丛话”为代表，在艺术品格上兼受唐代辞章化传奇和宋代话本体传奇的影响；第三种是中篇传奇小说，兴于元而，盛于明，基本上是面向市井的通俗读物。本文拟就这三种传奇小说的类型特征、文化品格及其在小说史上的不同影响略作探讨。①

一、古文的传奇化

中国古代的叙事性古文是从正史的人物列传发展来的。早期多以汇编成书的方式存在，如刘向的《列女传》、《列士传》、《孝子传》，嵇康的《高士传》，均为广泛流传之作。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单篇叙事古文日渐增多，如柳宗元《李赤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河间妇传》、《宋清传》，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苏轼《方山子传》，陆游《姚平仲小传》等。但知识阶层大量创作单篇叙事古文，却是在明、清两代。

所谓古文的传奇化，主要就其题材选择和艺术表达而言。从题材选择来看， 中国的正史负有“资治”的使命，只能记叙那些与天下兴亡有关的事件，即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也并非他生活中的所有言行都可纳入正史。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耽于趣味，热衷于记叙人物的“闲事琐语”，其作品也许因此倍受偏爱，却不免被批评为“有乖史法”，即将正史写成了“小说”。比如《南史》卷三九《刘瑱传》，记鄱阳王被诛，其妃刘氏忧伤成疾，刘氏之兄刘瑱乃命陈郡殷茜画鄱阳王生前与其所宠备极亲昵，“如欲偶寝”的情状，刘氏看了，骂道：“斫老奴晚！”从此悲伤之情逐渐减弱，病也好了。钱钟书就此评道：

《南史》瑱传未及其他；此事虽资谈助，然单凭以立传入国史，似太便宜若人。《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1］（P723）

由此一例可见，“闲事琐语”如行侠、恋爱之类，是正史所忌讳的。（《史记》多载侠客，意在抒愤，魏晋以降，史家几视侠客如仇。《史记》又载司马相如、卓文君越礼放诞情事，亦颇遭后世非议。）此外，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也同样为史家所不取。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指出：只有排除志怪题材，才能保持“雅驯”的风格。②

就艺术表达而言，正史记叙历史事实旨在揭示治理天下国家的原理， 即“文以载道”之“道”。在实现载道的目的之外，一切多余的话都不必说。因此，正史的记叙不能太细腻，作者的兴趣不能专注于辞藻。刘知几《史通·叙事》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2］（P685）为了强调措辞简洁而叙事明晰的史家品格，刘知几致力于区别“文”、“史”：文章可以“加练饰”、“事雕彩”，而史家如果也这样做，就不免“词类俳优”，丧失了应有的风度。

古文向来具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一思想在韩愈那里获得极大的发扬。 韩愈认为，古文的基本职责是“载道”，所以，确立文统必须在确立道统的前提下进行。韩愈在《原道》中指出：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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