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与《万象》的一段公案

当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刚引起大陆学者的注意时，柯灵应时发表的《遥寄张爱玲》便成为最早一篇有关张爱玲的史料文章，因而影响极大，业已成为后人研究张爱玲时常援引的重要资源。

但此文也可能充满着由误读构成的批评陷阱。比如张爱玲与柯灵主编的《万象》的关系便在柯灵饱含深情的追叙中被不断地放大。其实张爱玲与柯灵的私交尚可并不代表张爱玲与《万象》的往来密切。但在现代出版业已初具规模的上海租界文化环境中，张爱玲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她所依赖的印刷媒体，其中主要是期刊对她有非同小可的影响。那么既然有《万象》主编柯灵的大力推崇，为什么我们最终只看到张爱玲在《万象》上发表了3篇小说，即《心经》(分两期登完)、《琉璃瓦》、《连环套》(分别连载在六期上)，且都是二流作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张爱玲没有选择《万象》作为她的主要投稿对象？她主要依赖的刊物是什么？当时的文学现场是怎样的？文学空间生产的机制是什么？

在解决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当时的文学现场及张爱玲当时的生存状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42年夏香港沦陷，港大停课，张爱玲被迫返回上海，回到姑姑家。她仍企望完成大学学业，想转考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但她将再次遭遇没有钱的困境。因为战争，她从1941年11月便与几年前去新加坡的母亲失去联系，她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在百般无奈中，张爱玲也像她后来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作了“难堪”、“失面子”的屈服与妥协。她在弟弟的协助下，第一次回到了四年前逃出的父亲家，并索要了学费。张爱玲最终进入了圣约翰大学但随即而来的问题仍绕不开“钱”，因为她的生活费仍在毫无道理地依仗姑姑。再一次回到父亲家要生活费吗？敏感的张爱玲难以再次屈服。怎么办？钱，钱，钱，没有钱的难堪多年来一直梦魇般如影随形，时刻剥夺着她少女时代的自尊与快乐。

此时的张爱玲正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岔路口，她思忖多时作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辍学，卖文为生！张爱玲是被生活逼上绝路的。她曾说他们这一代人走出家门不带有任何浪漫色彩。的确，她的选择是悲壮的甚至是惨烈的！因为在当时战火纷飞、经济衰退、物价上涨、文坛荒芜、出版业萧条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面临着多么严峻的形势，张爱玲不会不清楚。

首先，上海沦陷后，文学刊物急剧萎缩，继续出版的文学期刊仅有《小说月报》、《万象》和《乐观》等三四种。到1942年，新出版的刊物不过五六种，《古今》创刊于3月，《万象十日刊》出版于5月，8月是《杂志》复刊，年底则有《大众》、《绿茶》露面。“自晚清末年，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上海，其出版的文学期刊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历来居全国之首。”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其中仅1933年，上海一地刊行的杂志就达215种之多，而被称为“杂志年”。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是上海小报发展的高潮，短短五六年间先后出版的小报就达700余种。在上海出版界的“黄金时代”，卖文不仅可以谋生(像鲁迅在1932年没有任何公职的情况下，仅凭稿费与版税就每月均收入不少于530元，按实际购买能力计算，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16000元左右)，还可以支付留学费用(像戴望舒、熊式一等)。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9320页。就是在“孤岛”时期，上海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大批文化人离沪的情况下，文学期刊在其鼎盛期仍达100多种。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也就是说，到1942年底，张爱玲打算依托的上海出版界正经历着晚清以来最严峻的历史时刻。由于沦陷以来，上海经济急剧衰退和物价飞速上涨，不只是城市苦力、产业工人，就连报刊的主要消费群体——“中产阶级”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所谓“不吃饭则死，不看杂志不死”江村：《文章与稿费》，载《杂志》，1943年8月第11卷第5期。的严苛现实威胁着出版业，也同样威胁着以卖文为主要谋生方式的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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