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与反动：明清宗派语境中诗歌选本的衍生机制

沈德潜与王士禛同时而稍晚，与袁枚同时而稍早，在清代诗学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人物。因而其以格调相尚的《唐诗别裁集》既是批判的工具，又是批判的对象。后者可以袁枚为例。袁枚论诗独标性灵，与明七子和沈德潜的宗尚格调正好相反。清人云：“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所以喜诚斋之镂刻，而近于词曲。”^{[27]（p1920）}这就与鄙弃宋诗的明七子和沈德潜大异其趣。袁枚曾攻击《唐诗别裁集》云：“归愚《别裁集》只选《上巳忆白门》一首，云：‘杨柳晚风深巷酒，桃花春水隔帘人。’不过排凑好看字面，最为下乘。舍性灵而讲风格者，往往舍彼取此。”^{[17]（p442）}作为沈德潜的晚辈，袁枚出语不可谓不尖刻，由此可见二派持论之不相入。清人钱泳论两家异趣云：“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28]（p871）}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沈氏三种《别裁集》的反动，袁枚《随园诗话》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选本，但其发挥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

总起来看，在宗派语境的特殊作用下，李攀龙《古今诗删》成为后来唐诗选本无法避开的一个参照，或顺应之而有所权变，或抛弃之而别立新格，总是在顺应或反动的链条中不约而同地发生着自身的衍生和因革。

四

再看“抑宋太过”、“扬明太高”的顺应和反动。

以今天的眼光看，明诗的成就远不如宋诗，但在明清时期的宗派语境中，明诗与宋诗的高下优劣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因而“抑宋太过”和“扬明太高”实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可以相提而并论。

明初许中丽认为，“诗自汉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后莫盛于元”，于是选《光岳英华》若干卷，以元诗直接唐诗，但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嘉隆之间，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以明诗直接唐诗，置宋诗不论，得到了选坛的广泛认同。晚明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明诗“奴隶宋元，问鼎汉魏”（吴德舆《诗归序》）^{[29]（p355）}，“唐以后惟明诗可相等埒”（李维桢序），“后唐而诗衰莫如宋”，“后唐而诗盛莫如明”^[30]（p3）。王世懋甚至认为“子美而后，能为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献吉、于鳞两家耳”^{[10]（p782）}。或将明诗抬到与唐诗相埒的高度，或以七子领袖“追配”杜甫，其“扬明”之意，无以复加。或将宋代称为“诗亡之世”^[31]，“抑宋”之甚，可与李梦阳“宋无诗”说相当。总起来看，弘治、正德以后，明人大都将明诗抬高到宋诗之上加以揄扬，将明诗与唐诗相提并论者也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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