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与反动：明清宗派语境中诗歌选本的衍生机制

一

“宗派”往往被定义为某种利益集团，而文学意义上的宗派大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名誉。其争取名誉的途径则是通过推扬某种形而上的价值，如明代的前后七子推重盛唐高岑一派的高华响亮，而公安派则推重中唐元白一派的明白流利。就此而言，文学宗派与政治宗派有很大不同。清人云：“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1]（p1917）}所谓“论文”一派，不过是通过“词翰”之争达到博取“名誉”的目的，与“讲学”一派“及时政”、“连权势”的政治取向和利益取向不同。因而，文学宗派本质上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价值集团。

宗派语境是由宗派习气所笼罩的非常态的历史语境。关于其形成机制和基本特征，清人有一个很好的总结：“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1]（p33）先由“数名人”标举出某一价值作为压倒其他一切价值的核心价值，然后众多的“依草附木者”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聚合成一种具有共同取向的价值集团——“朋党”。该集团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对其所尊奉的核心价值的鼓吹，也依赖于对其他集团所尊奉的核心价值的颠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垄断性的霸权集团，并由此吸附更多的信徒，赢得集团的更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原先以“争是非”为宗旨的学术之争发展到以“争胜负”为目的的意气之争，从而完成了由流派到宗派的变异。宗派形成之后，宗派首领享有广大信众的拥戴，而宗派成员有崇高的首领和强大的集团可资依恃，这样的集团优势又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其原有的宗派倾向。

在这种非常态的宗派语境中，各个宗派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试图将各自的文学主张打扮成唯一正确的真理，并站在真理发现者的立场上各以其是，攻彼所非，表现出明显的偏狭性、意气性和攻击性。

二

在明清文坛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宗派语境，但是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文人具有结社和唱酬的自由是宗派形成的基本前提。元末是文人结社的活跃期，明初承元末之后，诗社也颇为兴盛。李东阳云：“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2]（p1380）}朱元璋党禁令发布之后，这种风气便渐趋式微。《大明律》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3]（p538）}《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内，除额设诸职事外，并不许延揽交结奔竞佞巧智谋之士。”^{[4]（p178）}党禁令虽然限于官员和藩王，但风气所及，不能不影响到民间的诗文结社活动。在成化之前，民间结社几乎销声匿迹，朝中官员也仍然将诗酒往来、分袂联吟之类的唱酬活动看作禁忌。毛纪云：“阁中前辈，多以诗为禁，唱和绝少。”（《联句私抄序》）^{[5]（p689）}党禁和诗禁都是为了避免形成对抗皇权的异质集团，所以由党禁蔓延到诗禁并不难理解。文学宗派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必要的一条就是有以文会友的自由。馆阁诗禁作为一种潜规则阻断了文学宗派在上层官僚集团形成的可能，但这种情况到成化年间有所改观。成化十年，李东阳《联句录序》云：“予同年进士在翰林者十有余人，凡斋居游燕，辄有诗，诗多为联句。未尝校多寡，论工与拙，凡以代晤语，通情愫，标纪岁月，存离合之念，申箴规之义而已。”^{[6]（p564）}作为文坛盟主和馆阁重臣，李东阳首开同僚联句唱酬之风，但是其与同僚的联句既不论多寡，也不论工拙，只是作为一种交流情感、相互箴规的手段，因而尚不具有明显的宗派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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