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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的真相

收录:2011-12-15  作者:范子烨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15版)  点击: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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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

(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

(三)之所以请求作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寻阳比较近;

(四)作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

(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这是辞官的精神原因;

(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这是辞官的客观原因;

(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县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

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待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如果这不是陶渊明故意施放的刘玄德种圃灌园式的政治烟雾,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问舍的许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离开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顷公田本来就不归他们夫妇所有!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关于魏晋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的记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种选择;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团会被刘裕消灭,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经历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过去多数研究者大都认为,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如此看来,陶渊明的政治选择是复杂多变的,简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葛里高利——一个在历史的阵风中飘摇不定、昏头昏脑、乱杀乱砍以致最后一无所成、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在东晋末年的混乱政局中,看风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们并非葛里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于捞好处捞便宜捞资本的投机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聪明的头脑,故能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而虚与委蛇,机捷多变,或与时俱进,或与时俱退,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个典型。《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他成功地实现了由桓玄阵营向刘裕阵营的角色转换,最后成为刘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渊明的情况与他不同,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对这种政治立场的文字表达却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而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袁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以下简称为“《夜行》诗”)。事实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劳的。陶渊明的这种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深厚的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将军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陶侃则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晋书·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谯国龙亢桓氏的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及《谯国銍人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而在讨论陶潜的政治立场时,陈培基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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