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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伟业对戏曲文体的选择

收录:2011-12-11  作者:杜桂萍  来源:《江汉论坛》2003年06期  点击: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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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他倾心于叙事,创作了以叙事长诗《圆圆曲》为代表的梅村体诗歌,至今脍炙人口。在诗文成就的掩抑下,吴伟业的戏曲创作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他创作的传奇《秣陵春》和杂剧《临春阁》、《通天台》实际上是清初不可多得的戏曲优秀之作。《秣陵春》对于《桃花扇》的影响多为学界所认可,《临春阁》和《通天台》也是清初杂剧创作中的翘楚之作,代表了清初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吴伟业的戏曲创作集中于顺治九年到十年初[1]。在此之前,吴伟业对于戏曲的喜好仅仅局限在欣赏和品评的层面上,并没有涉及戏曲创作的具体实践;顺治十年之后,他仍然葆有对戏曲的偏爱,却再未染指于戏曲创作。一生中仅仅产生过一次戏曲创作的冲动,这对于视戏曲为“余事”的中国古代文人而言,并不是什么特出的现象,戏曲史上终身只写作一个剧本的作家比比皆是。然而,当我们进行个案研究时,却发现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吴伟业戏曲创作的时间勾连着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这一时段的特殊蕴涵。顺治九年至十年,是吴伟业一生的转捩点。此前,他是一个彻底的遗民,在对明王朝的哀惋和对个人命运的痛悼中隐居市井;此后,他应诏出仕,旋即返家,却不能坦然以遗民自居,在痛苦和悔恨中度过了“忍辱偷生”的20年。就是在出仕前期这一特殊的时段,吴伟业一气呵成,接连创作出三部戏曲作品:杂剧《临春阁》、《通天台》和传奇《秣陵春》。这一时段,吴伟业究竟经过了怎样纷繁而苦痛的思考,才投入到戏曲作品的写作的?他为什么采取了戏曲文体而不仅仅运用他擅长的诗歌艺术形式?如此等等,促使我们从对创作时段的关注探入吴伟业对戏曲文体的选择。文体是作家个性的体现,如果说时段对于吴伟业而言具有无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对于文体的取舍则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其背后深隐的观念变革乃至灵魂痛苦可能连创作主体自身也难以把握和捕捉。

自明中叶昆山腔改造后,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戏曲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吴伟业生活的太仓地区,戏曲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晚明潘允端《玉华堂日记》即有“吴门梨园,众皆称美”的记载;著名的“虎丘中秋曲会”一直是吴中最富盛名的戏曲集会活动。各个季节都有活跃的民间演出活动,日常交游中和喜庆宴会时可以欣赏家班或外请名伶的精彩表演[2]。看戏听曲几乎是吴地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文人,不仅将戏曲视为声色之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将之看作文人情趣和优雅风度的必要点缀,看戏、评戏、与优伶往还等,构成了士大夫风流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一点,从吴伟业的传奇《秣陵春》问世后的部分记录可以获得一些感性认识。《秣陵春》经冒襄的家庭戏班排演后,邀请文人“赏音”,许多文人写作了表达观感的诗词作品,甚至从没有进行过戏曲创作的钱谦益也写下了诗句:“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3]明亡前,吴伟业有一段为官京城的仕宦生活,虽然脱离了在曲中优游的江南生活,但戏曲文化滋养的脐带并没有中断,相反,作为另一个以昆曲表演为主要形式的戏曲繁荣中心,京城为吴伟业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欣赏视野,其所领受的戏曲文化更加丰富且饶有魅力,在仕宦生涯的余暇从事度曲评点活动仍然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京师公私会集,恒有戏,谓之堂会。”在这样的时尚熏陶下,吴伟业精通曲律,也颇晓创作三味,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与演出状况非常了解。关于后者,从他关于戏曲的论述可以得到印证,如他在《杂剧三集序》中说:“余阅其(指《杂剧三集》)杂剧三十余种,近今名流巨公之笔,搜采殆遍。”《杂剧三集》所选囊括了当时的优秀之作,今已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吴伟业如果不对当时的戏曲创作情况多有了解,是不会作出如此切中肯綮的评价的。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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