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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史料与商务印书馆研究

收录:2012-5-21  作者:杨扬  来源:文汇报  点击: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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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研究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但在新世纪的10年中,除《张元济全集》的编辑、出版有明显的实绩外,其他绝大多数研究都相对停滞,原因之一是大量新史料未被援用。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本文作者介绍了若干新史料,为商务印书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商务印书馆研究的停滞及原因

商务印书馆研究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从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学史和近现代史研究的角度,商务印书馆真是提供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给一度乏味的学术界吹进清新的空气。史料比较集中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以及《张元济诗文》等,给相关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视野和新课题,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30年来,不断产生的研究成果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对很多研究者而言,依然具有浓厚的吸引力。但在新世纪的10年,商务印书馆研究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有较大幅度的进展,除了《张元济全集》的编辑、出版有明显的实绩外,其他研究绝大多数是在原有范围内兜圈子,具体地说,援用的材料没有新的增加;研究方法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研究课题也不出1980年代的范围。

造成这种学术研究停滞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料方面没有取得新进展。研究者彼此援用的史料,大都是30年前的东西,这30年间新发现的史料,要么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要么很多研究者根本就不知道。如此一劳永逸地躺在原有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怎么可能会有新的创意呢?近10年中,国家社科课题、教育部社科课题以及学术出版物中,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研究时有出现,像《小说月报》研究、《东方杂志》研究等项目,都列入过国家级的社科研究项目。这些研究别的不说,单从史料方面看,并没有比1980年代的研究有多少新进展,彼此翻来覆去,引用的史料来源都很相似。正是因为史料发掘上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在商务印书馆研究上,比较多的研究是采用变换阐释角度的方法,一般而言,主要是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从印刷资本主义的角度,来梳理商务印书馆的成长历史;或者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来分析商务印书馆知识群体的社会影响;或者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尤其是《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标志性期刊,来透析中国文化的现代特征。总之,这10年中,阐释能力是强化了,但史料却没有新的开掘。

可资引用的新史料

那么,新史料有没有呢?这些新史料对商务印书馆研究有没有可能开辟出新的研究呢?我感到的确有大量新史料有待于整理和解读,并且这些新史料将促使我们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研究话题和研究范围。就我所接触到的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史料,有如下方面:

第一,是“国民党特种档案”中,包含着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从未被研究者注意和援用。我是在赴台访学过程中偶然发现这批珍贵的现代史料,曾应约给天津一家报纸写过文章,介绍1926年毛泽东写给国民党中常委的一封请假信。这封信的价值在于从一个侧面证明沈雁冰(茅盾)晚年回忆录所陈述的代理过国民党中宣部长的事,与毛泽东的请假信所述内容吻合。另外,当时在广州国民党宣传部就职的沈雁冰,还未与商务印书馆脱离关系。据他晚年回忆录所述,他是1926年4月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托郑振铎作说项,劝沈雁冰自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商务印书馆为此支付了900元的支票和百元商务股票作为退职费,算是补偿沈雁冰。商务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干预沈雁冰从事与编辑身份不符的党务工作,可能与张元济等人的态度有关。1926年4月张元济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行使职权,推行科学管理法。为了严肃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另外,也是因为香港报纸刊登了沈雁冰在广州的党务身份,引起沪上督军的注意,派人来商务问询,这才促使商务下决心劝退沈雁冰。可以说,商务对于像沈雁冰这样的文化新人,是持宽容态度的。如果对照商务回绝《孙文学说》出版的决绝态度,真可以说是天上地下,冰火两种态度。原因在于沈雁冰在商务高层眼中,是文化人而不是党人,但孙中山是党人。商务从企业利益出发,“在商言商”,不愿意卷入政治,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明确拒绝孙中山向商务提出的出书要求,商务的这种态度,让孙中山难以释怀。“国民党特种档案”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材料中,有两部分值得关注。一部分是吴稚晖与张元济的往来通信,计有7封,内容都是熟人之间相托事情,时间估计是1920年代。吴稚晖与张元济是老相识,早在南洋公学时期,张元济是监理,吴稚晖是教师。但个人关系如何,却未见文章深入论述。这些通信反映出张元济与吴稚晖之间有很深的交情。如编号为06307的信件,是吴稚晖托张元济帮助其族人进商务印书馆所办尚志学堂的事宜。其他还有编号为06287的信件,是张元济通知吴稚晖,《科学教育学》翻译稿费已经寄鲁翁。联系到吴稚晖后来在蒋介石时代身份的特殊性,很可能在一些棘手问题上帮助过商务印书馆。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现有的商务印书馆研究中,没有一篇文章论及吴稚晖与商务印书馆(或张元济)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未刊史料共18种,有商务印书馆收支簿,致孙中山的《致总理函》,商务工会章程等,时间跨度从1919年到1930年。这一部分史料内容很庞杂,从研究角度看,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如编号为395/43.2的卷宗,是商务上海事务所的收支簿,时间是1919年1月-12月。1919年正好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状况如何,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而这份卷宗正好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另外编号为1682.3,时间为1927年6月23日的文档,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第一分会的章程。编号1947的文档,是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各分会上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呈文。编号4.2/8.72的文档,是商务“请准许职工会永久组织”的呈报,时间是1930年11月。还有编号为11698的卷宗,是商务印书馆上总理函,时间是1923年11月13日。上述材料,可以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有商务印书馆内部经营方面的,有商务工会活动情况的,也有与孙中山在内的政治人物交往的,总之,这些史料将会给商务印书馆研究以多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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