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沈从文佚文废邮校读札记

在近年整理出版的现代作家全集中，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的《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无疑是颇为出色的一部，它不仅印刷精美，而且收文相当完备，加上编者认真的校注，遂成为广大读者可以放心阅读的读本和诸多研究者足以凭依的文本。

自然，作为现代最为多产的作家，沈从文大半生在众多的现代报刊上发表的文字堪称巨量，指望一次辑录就网罗无遗，那其实是任谁也无法做到的。所以，在《全集》之外仍有遗珠，也就在所难免了。辑录在这里的几篇沈从文佚文与废邮，即是笔者随意翻检旧刊物时偶然发现的。它们虽然并非重要的创作，但其中透露的若干信息，对研究者来说或许不无意义，故此略加校理，重刊于此，以广知闻。窃以为，沈从文借评论《三秋草》之机揭示出“现代派”诗潮的京海差异，确乎别具慧眼，足以纠正当今学界不加分析地看待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笼统模糊之论；中间两篇废邮则于不经意间表露了沈从文在文学和教学活动中的某些苦乐，也折射出30、40年代文坛和学界的境况，有裨于知人论世；随后三篇文字，尤其是《〈七色魔［魇］〉题记》一篇，不仅透露了关于《七色魇》本身的创作旨趣，而且事关沈从文40年代思想和创作之“思变”而又“复旧”之困局，确乎颇多以往研究所不知，足补近年议论之片面。所以，笔者在校读过程中，参考相关文献，顺手札记若干感想，现在一并录呈如次，聊供研究者参考。

一从《三秋草》说开去：

沈从文关于“现代派诗”的京海差异观

沈从文虽然不以诗人著称，但30、40年代的他无疑是最关心新诗发展的人士之一，而卞之琳则是他最为欣赏和器重的新诗人。早在1930年冬天，时在上海的沈从文偶然从寒假南归的徐志摩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卞之琳的二十几首新诗，激赏不置，主动给卞之琳“写了一封不短的信，说是他和徐先生都认为可以印一个小册子。”①他们俩便代卞之琳为那个“小册子”拟名《群鸦集》，交付新月书店出版，沈从文并自告奋勇地写了《〈群鸦集〉附记》，发表在1931年5月出版的《创作月刊》创刊号上，热情洋溢地向读者推荐道：“弃绝一切新旧词藻摈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诗，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君这本新诗。”②可惜的是，由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接连发生，出版业受到影响，加上徐志摩的意外去世，《群鸦集》终于未能出版。这件事似乎成了沈从文的一块心病。据卞之琳回忆，当他1933年春假到青岛找孙大雨、沈从文玩的时候，“谈起印诗事，从文说他出钱给我印一本，虽然我曾见到他抽屉里有几张当票，他终于做了一本小书的老板了。回北平后，经当时《清华周刊》编辑马玉铭兄介绍到某印刷局印我在二十一年秋天三个月内写成的十八首诗，即《三秋草》。”③《三秋草》因此得以于1933年5月在北平印刷问世，成了卞之琳出版的第一部个人诗集，而促成其出版的出资人乃正是沈从文。并且，沈从文还很快为《三秋草》写了评论文章，6月间就发表了——按照当年书评的惯例，这篇评论也题作《三秋草》，刊载于《西湖文苑》第1卷第2期上。这就是辑录在此的这篇诗评《三秋草》。可能由于《西湖文苑》是杭州出版的一本小刊物，当年的传播很有限，而沈从文也未能及时地把它收入集中，所以这篇诗评遂长期散佚在外，久已不为人知。

如今回过头来把诗评《三秋草》和此前的《〈群鸦集〉附记》等相关文献略加校读，给人深刻印象的倒不是沈从文在这些文章中热情不减地向读者推荐了一位杰出的新诗人卞之琳，而是他借评论卞之琳之机反复表达了自己对30年代新诗发展趋向的一些独到观察和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在沈从文的观察和思考中，既有对纵向的新诗史脉络的独特把握，更暗含着对正在形成中的南北京海文学差异格局之敏感，这差异也表现在所谓“现代派”诗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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