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墨斋”少作到“雅舍”小品——梁实秋的几篇佚文及现代散文的知性问题

八、江艮廷[庭]

苏州江艮廷[庭]，精于小学。书药方，必书篆字，药肆人多不识。江怒曰：“不识篆字，便欲开药店耶？”其偏僻如此。

这八条笔记既有对生活的直接观感，也有得自于书本的逸闻趣谈。这表明年轻的梁实秋是个注意观察生活的人，并且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他所札记的名言逸闻，大抵都有所本。自然，也难免个别的笔误，如江艮廷似应作江艮庭，即清代经学家、小学家江声（1721—1799）。江声号艮庭，取《周易》“艮背”之义，他是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师事惠栋，宗汉儒经说，好《说文解字》，据说他写信皆篆书，生平不作楷书，其为人的“偏执孤僻”是出了名的，与梁实秋所记正合。第七则杂集《论语》、《孟子》语句，暗含讽刺，构思颇为刁钻。

诙谐之后：关于《雅舍小品》及“知性散文”的一点感想

从上述诙谐的文字中，大体可以看出梁实秋当年的兴趣与性格：喜欢读书与写作、注意观察和思考，不人云亦云，性格开朗而诙谐。这些品格在他成年之后得以保持和发展。上世纪60年代，梁实秋在其长文《清华八年》中曾详尽地回忆了他在水木清华度过的青春岁月，深情款款，及于草木，却一字未提他的这些少作。这不难理解，晚年的梁先生已著作等身，被尊为文坛祭酒，在他的眼中，青少年时期的习作自然不算什么了。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些，当然有助于认识他的成长，但也不必夸大它们的文学价值。应该说，梁先生对中国新文学真正重要的贡献，是在这些少作多年之后，那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那贡献之一就是他自1939年以后不断推出的“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确是中国现代散文中难得的精品，它们始作于艰难的抗战岁月里，在看似无关宏旨的风趣漫谈中，传达出对于生活本身的丰富情趣和富有同情的理解，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的气度和力量的表现么？就现代散文的发展而言，“雅舍小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独具一格的“知性散文”在现代中国文坛的成功崛起。

在最近所写的一篇读书札记中，我简单追溯了“知性散文”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产生了两个公认的现代散文类型，一是批判性的随感录即杂文的前身，一是艺术性的美文，又称随笔或小品。而后者按周作人所说，“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类美文似乎在英语国家里最为发达”（《美文》，1921年6月18日《晨报》）。但其实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富有艺术性的散文都不止于“叙事与抒情”。胡适在1922年即指出，“这几年来，散文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60页，中华书局，1993）所谓“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就不是“叙事与抒情”的风格，而显然更富知性，周氏兄弟的某些既非杂文又非抒情与叙事的散文，就是以亲切的人生漫谈而彰显出这种风格的，风格近似的还有梁遇春的《春醪集》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但在当时和此后相当一段时间，这类散文的独特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和独立的发展。三十年代的散文除了新增加的报告文学外，以战斗的杂文和抒情的以及幽默的小品为主要取向，而知性的人生——人文漫谈甚为少见，只有温源宁以英文撰写而被译成中文的《不够知己》聊备一格。直至四十年代，这类散文才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就中颇为杰出的便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冯至的《决断》、《认真》诸文以及李霁野的《给少男少女》等。他们都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梁实秋漫谈人情世态，简劲通脱；冯至分析实存状态，严肃深沉；钱钟书俯察人生诸相，机智超迈；李霁野指点人生迷津，风趣通达：凡此皆卓然不群，独步一时，并且都保有文章之美而不陷人于理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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