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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与三袁关系考论

收录:2011-12-11  作者:何天杰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  点击: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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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流行一种观点:公安“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迪下提出的,理由是:公安三袁曾与李贽交往密切;《童心说》一文被收入《焚书》,该书初版于万历十八年,袁宏道明确提出其理论总纲“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则为万历二十四年;李贽和三袁一样,都不迷信于受一般文士崇敬的圣人和前人,却又不约而同地对通俗文学表示极大的兴趣。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各类专著和文学史中的通行结论有了一定依据。但不少研究者却注意到了“性灵说”理论本身处于变动不居的发展之中,而三袁与李贽在短时的亲近后,思想情感上逐渐疏离这些事实。因此,重新探讨李贽与三袁、特别是与中郎的关系,讨论他对三袁思想影响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发生时间究竟有多长,对理解“性灵说”的底蕴,将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三袁与李贽直接面谈过多少次,据现有的材料似难遽定。他们的结交,据说缘于焦竑的推介。焦竑“师事耿天台、罗近溪,而又笃信卓吾之学”[1],他为万历己丑进士第一,虽比袁宗道晚一科,却共事于翰林院;他又比袁宏道早一科,并担任袁宏道及第的万历壬辰科的考官,遂与袁宏道有师生之谊。以焦竑与李贽的学术渊源,及其与伯修、中郎的交情,由他来担任李贽与三袁之间的介绍人,自然最合适不过了。钱伯城先生《袁宏道集笺校》便引用了一条材料:“万历十七年,宗道以奉命册封楚府归里,临行,焦竑嘱往见李贽,曰:‘亭州(麻城)有卓吾先生在焉,试一往讯之,其有以开予也夫!’”[2]但奇怪的是袁宗道在万历十七年乃至以后的数年中并没有前往麻城拜访李贽,他直到万历二十二年才与二弟等人“再至龙湖(此处用“再”,是指中郎第二次寻访李贽),晤李子”。相比之下,反倒还是中郎积极得多,他在万历十九年便捷足先登了:“时闻龙湖李子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3]。伯修虽是焦竑的好友,且“就之问学”,但这仅是对年长十余岁的同事的尊重,是“闻道有先后”式的学业上的请益,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焦竑用对学生的“嘱”的口吻吩咐伯修,便似有语气不伦之感了。而署名袁中道的《柞林记谭》的记录则更富神奇色彩了:“柞林叟不知何许人,遍游天下,至于郢中,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颠狂。庚寅春,止于村落野庙。伯修时以予告寓家,入村共访之,扣之,大奇人,再访之,遂不知所在。”这条材料从时间上说倒与焦竑之“嘱”前后衔接上了,但是,小修《珂雪斋集》中提及李贽时均称之为“李龙潭”、“李龙湖”、“李温陵”,从未称“柞林叟”;再者,《柞林记谭》原载《李温陵外记》,前有署名禅月楼的题词,说《记谭》是其弟慧晓从“武林”即杭州拿回来的,其中言谈“散见卓吾诸书”,如此说来,《记谭》是否真是小修所作,仍有一定可疑。过去一些专著、评传提及此次会面时总含糊其词,而近来已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4]。因此,三袁与李贽的直接面谈交往,似应以小修《中郎先生行状》提到的为准,即万历十九年,袁宏道独自拜访李贽;万历二十一年,三袁兄弟一齐拜访李贽。

三袁兄弟与李贽的会晤究竟给他们思想上带来多大的影响?最原始的资料当然应该是三袁自己以及他们同代人的说法。这里有三条材料:

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

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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