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摘要 台湾学者魏子云通过民国《吴县志》考证，否定鲁迅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明代万历庚戌(三十八年)的权威论点。但魏的考证中存在三个问题。本文通过对凊康熙《浒墅关志》考证，解决了魏的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彻底否定了鲁迅的权威论点。本文又通过多个考证，认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关键词 魏子云 鲁迅 周钧韬 《金瓶梅》 初刻本问世年代 “万历末年说”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考证，学术界主要有两说，一为鲁迅先生提出的“万历庚戌(1610)说”;一为魏子云先生提出的“天启一年或二、三年”说。我在否定前两说的同时，提出“万历四十五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①之说。在拙著《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②中，我对此说作了进一步概括，正式提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但此说远未成熟，当然要作进一步研究。本文为“重论”，即重新论证之谓也。

鲁迅的“万历庚戌说”不能成立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③。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在他看来，《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赞同此说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先生等大家。此后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直到今天，在《金瓶梅》研究界，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仍有很大的影响。197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他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庚戌年是1610年，比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丁巳年(1617)刻本还早七年。……我曾为此事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据他说：“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丁已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鲁迅先生可能记错了。”我想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④

朱星认为，“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那么，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现将其根据：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抄录如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按：袁氏原文：“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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