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下）

关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袁小修日记的价值之二，在于它让我们窥见了《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金瓶梅》以抄本传世，万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间才有初刻本，即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一本。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则是个“再刻本”。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与抄本、初刻本的内容是否一致?学术界出现了歧见。而袁小修日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

歧见之一：最初的《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与现存本在内容上有重大变异。台湾魏子云先生就持此论。

魏先生指出，现存的《金瓶梅词话》的引词入话，说的是刘项宠幸事件，特别是刘邦宠幸戚夫人而欲废嫡立庶的故事。《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正是(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于是围绕着册立东宫问题，引起了一场轰动朝野，长达十几年之久的激烈斗争。魏先生由此推断，最初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必然是一部可以楔入刘项宠幸事件——尤其是刘邦宠爱戚夫人有废嫡立庶心意的故事”，“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后来迫于政治形势，遂有人把它改写过了”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在《贾廉、贾庆，西门庆》一文中，魏先生说得更明白：“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以西门庆作为《金瓶梅》故事的主线，可能是《金瓶梅词话》开始的。”这就是说，早期的《金瓶梅》写的是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现存的《金瓶梅词话》写的是西门庆的故事。前者是政治讽喻小说，后者是世情小说。后者是前者的改写本。

魏先生把《金瓶梅》的成书，放在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中去考察，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目光是敏锐的，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事实上，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确实留下了那个时代(笔者所指是嘉靖，而非万历)的政治斗争的记痕，深刻地暴露了时代的黑暗，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但由此推论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门庆的故事，则是没有根据的。袁小修日记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他从中郎处见到的《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是一绍兴老儒逐日记西门千户一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而成。这就是说，《金瓶梅》的题材来源非历史故事，亦非帝王家的争斗丑事，而以一西门千户家为模特儿;小说的主人公是西门庆，小说展开的场景是西门庆一家;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西门庆一家的淫荡生活。可以说，早期《金瓶梅》的这些基本情况，与现存的《金瓶梅词话》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直接否定了魏先生的早期《金瓶梅》不是写西门庆的故事而是写帝王宠幸废立故事的推测。

袁小修见到的《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主要人物除西门庆外，还有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现存的《金瓶梅词话》正是假《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故事，敷衍成章，形成洋洋百万言的巨著。主要人物与袁小修所说相同。可见，早期《金瓶梅》就是一部人情小说，而非政治讽喻小说。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肯定，《金瓶梅》的早期抄本、初刻本与现存的词话本，其基本内容和情节是一致的，魏先生的《金瓶梅》二次成书说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今天所以能搞清楚这个问题，不能不归功于袁小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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