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与《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下）

袁中郎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中，袁中郎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与《金瓶梅》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人。万历进士，官吏部郎中，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明代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创始人。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期间，现存的可供研究的史料并不多。但在这些稀见的史料中，记载袁中郎与《金瓶梅》发生关系的史料，却有七、八条。它们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袁中郎《觞政》、袁中郎致谢肇浙书、袁小修《游居柿录》、沈德符《野获编》、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谢肇浙《金瓶梅跋》、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弄珠客《金瓶梅序》及后人袁照《袁石公遗事录》等等。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考知《金瓶梅》在早期流传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乃是这些史料的重大价值所在。现综合简述如次：

一、 前已考明，袁中郎最早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传世的信息，时间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个年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

《金瓶梅》成书的确切年代，现在还无从考知。三十年代初，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文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中，将该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定为万历十年，下限定为万历三十年或三十四年，是不够确切的。《金瓶梅》第七回写到：“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吴晗认为，这是“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其实吴晗先生没有仔细查找，早在嘉靖十六年、十九年，《明实录》中就有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例如，《明世宗实录》卷二三六载：嘉靖十九年四月，“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边墙宜修者二万五千丈，通贼险峻崖应铲者四万五千丈，因求工料兵科都给事中冯亮亦为请。上诏出太仆马价三万两给之”。可见以万历十年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就不能成立。那么下限呢?吴晗的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野获编》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由此吴晗推定《金瓶梅》成书的下限为万历三十四年。吴晗当时没有发现，袁中郎在万历二十三年就见到了《金瓶梅》，因此将《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整整推迟了十年。

当然将《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仍然是不够精确的。如前所述，如果王宇泰见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年，那么成书年代又可提前几年，但此事并未确证。再说袁中郎之书得之于董思白。董思白显然非《金瓶梅》作者，那么他的书又得之于某人之手。这个“某人”见到《金瓶梅》抄本又必然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但目前又无从考知。但是，不管怎么说，《金瓶梅》抄本面世的时间，最晚不过于万历二十三年，这是确定无疑的了。正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才使我们能够考知《金瓶梅》研究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与下限，笔者通过考证另有推断，参见本书《〈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前后考探》篇。

二、 袁中郎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一条重要线索。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的线索似有好几条。王宇泰可能在“万历二十年春，请告归里”前，在北京可能得到了《金瓶梅》抄本二帙。但得之于谁，又传之于谁，不明。文在兹可能在万历二十九年前后在北京得到《金瓶梅》不全之抄本，后传之于薛冈。但文在兹得之于谁，薛冈又传之于谁，又不明。徐阶家有《金瓶梅》全抄本，后传之于刘承禧，但其前其后的来龙去脉亦不清楚。与上述三条线索相比较，似乎袁中郎的这一条线索似较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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