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

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简称《诗话》）的成书时代，王国维根据其书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的署款，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街名，故确定其为南宋人所撰[1]。不过，根据其书刊于南宋，就认其为宋人所著，证据似显不足。故李时人、 蔡镜浩先生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下简称《考辨》）一文[2]中，对“南宋说”提出异议，认为《诗话》“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同年，刘坚先生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一文[3]中，持大体相同的观点。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并列了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定《诗话》成书于南宋为宜。

一

《考辨》主要从《诗话》的体制及表现形式、宗教倾向、语言现象三个方面论证其观点。

把一部作品的语言现象和同时代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作为该书成书时代的证据之一，当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考证方法。但是，正像刘坚同志所说：“我们不能只根据两部作品共有某些语法格式就断定它们是同时代的作品。”因为语言现象总有其稳定性和特殊性。更何况像《诗话》这样的作品，是长期民间流传的产物，是民间艺人长期创造的结果，其中保存一些前代语言现象，是很正常的。而刘坚同志又指出，《诗话》中“怎”和“恁”这两个字是宋人用语，前代基本不用。这正说明《诗话》成书于宋代而不是前代。

《考辨》认为，《诗话》存在着“以诗代话”的表现形式，而“现存宋代话本，没有一种出现过故事中人物‘以诗代话’”的表现形式，因此，《诗话》不可能产生于宋代。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现存宋代话本决不是宋代话本的全部；而现存宋元话本究竟哪些是宋代话本，哪些是元代话本，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列《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快嘴李翠莲记》为元代话本，《张子房慕道记》为明代话本。这两种话本都存在着故事中人物“以诗代话”的表现形式。其实，从作品的语气、涉及到的结婚礼节等方面看，《快嘴李翠莲记》很可能是经后人改写的宋人作品。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以诗代话”的形式在宋代话本中并未完全消失。退一步说，即使《快嘴李翠莲记》不是宋人作品，那么，唐五代变文和元、明话本中可以存在“以诗代话”的形式，宋代也就有可能存在一部像《诗话》这样的作品。实际上，《诗话》正是唐、五代变文到元、明话本“以诗代话”形式的桥梁。

的确，就《诗话》的某些体制看，和唐、五代变文似乎更接近。《诗话》全文十七节，有十一节的节目采用了“……处”这种形式。唐五代变文在散文和韵文的交接处，也多使用“……处，若为陈说”的形式。这种形式在现存后代话本中是见不到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定《诗话》成书于唐、五代。这是因为，虽然变文到宋代完全消失，但仍然存在着“说经”这一专门艺术。“说经”显然是继承唐、五代的“俗讲”发展起来的。因此，“说经”继承了变文的一些体制，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程毅中先生在谈到《诗话》这种体制上的特点时就说：“我认为这个处字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变文体例的一个遗迹。”[4]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诗话》同唐、五代变文在体制上并不完全一致。首先，《诗话》中的“……处”全是每节的节目；变文中的“……处， 若为陈说”，则多用在散文和韵文的交接处，用来承接散文和韵文。其次，变文不分节，《诗话》则明显分为十七节，并且每节都有节目。《诗话》分节的体制，同宋元话本有共通之处。程毅中先生曾指出： 话本最初还没有分章回，但是都有分段的标题。如《五代史平话·唐史平话》的目录有“论沙陀本末”、“李赤心生李克用”、“李克用为少陀副兵马使”等标题。《宣和遗事》（士礼居刻本）的目录中有“杨志等押花石纲违限配卫州”、“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宋江因杀阎婆惜往寻晁盖”等节目。元刻本《全相平话》虽没有目录，但每一页的图上都有标题，可以看作一段话文的题目。话文里也偶然标出章节，如《三国志平话》里有“三战吕布”、“张飞独战吕布”、“吕布投玄德”、“张飞捽袁襄”等题夹在文中，用阴文字表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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