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晚年冰心

一、最后的人生故事

认识冰心老人是在她的晚年。

1983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家门，请她谈巴金印象，兼请她为我当时所在的《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个人专栏“伏枥杂记”。自那之后几年里，她不时交给我一些新作发表。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现在想来，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其实她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同条船上还有后来的名将孙立人)；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关于自己，关于友人，她有讲不完的故事。

走进晚年的冰心，在写自己新的人生故事。她承认，她过去一段时间里，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五十、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的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在自省中她走进了晚年，从而，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1988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发表了这样的感言：“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对于晚年冰心，如何总结“文革”教训，如何不忘历史，一直萦绕于心。1986年，我所在的“五色土”副刊举办过一次“难忘一事”征文，我将其中由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所写的回忆与忏悔文章，编选为《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请冰心写序。她欣然应允。开篇写道：“李辉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二十年前》，讲的也是文革十年中的个人经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一百个孩子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序的最后她写道：“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段话‘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写下这些文字时，老人已有八十六岁。

随后，冰心一直惦记着《滴血的童心》的出版，写给我的几封信均问及此书。历时两年，1989年夏天，此书终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写信告诉冰心，她高兴地回信如下：

李辉同志：

你信早收到了。不知遇过了什么麻烦？(这总难免！)

《孩子心中的文革》终于出版，太好了！希望早日见到。我还好，吴青夫妇问你好。

问应红好。

问袁鹰他们好。我为《散文世界》写的一篇东西，他收到没有？能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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