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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君着眼未分明——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收录:2012-7-5  作者:王鹏程  来源:《粤海风》2012年第2期  点击: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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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女词人,以诗词研究蜚声海内外学林。除此之外,她还倾力于浩然的《艳阳天》研究,这点随着叶先生的论述不断被征引渐为人知,且影响有愈来愈巨之势。据叶先生文字,她在1974——1976间年,将浩然的《艳阳天》——“这一部百万字以上的巨著前后阅读了三遍,并发表过三篇与此一巨著相关的文稿。第一篇是1976年连载于香港《七十年代》的一篇长达八万字左右的专著《我看<艳阳天>》,第二篇是1977年连载于北美《星岛日报》的一篇论述书中之爱情叙写的长文《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第三篇先后曾刊载于香港的《抖擞》双月刊及纽约《海内外》的一篇《浩然访问记》。”[②]专著《我看<艳阳天>》被孙达佑、梁春水编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浩然研究专辑》,《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和1994年写的《<艳阳天>重版感言》则收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迦陵杂文集》。这些著述累积起来,洋洋十几万字。叶先生通过对浩然的生活经历、写作经验,以及《艳阳天》的时代背景、结构艺术、人物刻画与萧长春同焦淑红爱情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艳阳天》是极为成功的小说作品,“之所以特别成功,便因为它不是在套式样板中的口号教条,它是作者对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正当的高潮时,结合了斗争实践的体验孕育出来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所代表的农村的无产阶级成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小说的内容所叙述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小说中未经前人写过的革命题材,这种开新创造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应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们的注意。”[③]如此高文宏议,足以惊煞人也。接下来的论调,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论了。叶先生提到,有个叫马森的人著文认为,“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叶先生觉得这话“绝非溢美之辞”,她说,“当然,中国可以根本就不重视西方世界所玩弄的像‘诺贝尔奖’这些花样,可是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只是这部小说的篇幅之长,人物之众,以及复杂的情节和生动的口语,要想翻译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非是一件易事。”[④]这段评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艳阳天》诞生以来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标明出自著名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之口,读者会以为这是“文革”时期的评论。《艳阳天》绝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在此之前我们知道已经有大量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创作,这点可谓不顾历史史实。“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确不假,但绝不是叶先生所言的那样,而是浩然的《艳阳天》在“文革”中独霸文坛、一枝独秀、扭曲现实和宣扬阶级斗争,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浩然的写作,从政治理念出发,被捆绑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已完全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写作。也无法如叶先生所努力的那样,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其实与所有文著作品文本有共同之点,即它是用它的内容意义向我们述说的。我们的理解并不特别关注于作品作为艺术作品应具有的形式成就,而是关注于作品究竟向我们述说了些什么。”[⑤]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思想必须具体地和形式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必须和它构成一体,消逝、消失在它里面,整个儿渗透在它里面。”[⑥]正是由于“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⑦]因而,叶先生这种思路本身就值得商榷。如何评价浩然的创作,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对“文革”这一浩劫的历史体认,牵系着无数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人的感情,因而不可不慎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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