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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

收录:2012-7-5  作者:黄平  来源:《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点击: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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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代”的“孩子”

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这是真的,好孩子不说假话。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开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1]

这是郭敬明标志性的段落,“仰望天空的小孩”[2]。对于文学持有严肃期待的读者,面对这样的文字往往感到尴尬。这一矫情到近乎滑稽的姿态——郭敬明还特谓指出应以“45度角”来仰望——确立了郭敬明的写作策略、对象与美学风格。理解郭敬明,“孩子”是一个关键词,在他的作品中频繁出现,比如,“一个永远也不肯长大的孩子也许永远值得原谅”[3],“但我是个任性的孩子,从小就是”[4],“而我是个很寂寞的孩子”[5],“像个受了伤的委屈的孩子”[6],“我真的原谅这个哀伤的孩子了”[7]。这是一位高度自恋、急于倾诉的作家,似乎内心郁积着无尽的忧伤,“我是个会在阴天里仰望天空的好孩子,我真的是个好孩子”。[8]

长期以来,郭敬明式的写作,被指认为“青春文学”,“80后写作”被视为孩子们的游戏,被视为青春期的文学综合症。坦率地讲,这是一个不加推敲、流于印象主义的批评,郭敬明的作品,远远比所谓“青春文学”要复杂,这里的“复杂”不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而是牵扯到“80后写作”与历史语境的隐秘关联。

郭敬明的写作,对应着“9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尽管“90年代”努力将自己叙述为“普遍性”——个人与历史脱钩。这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变故或政治规划,更是基于“市场”在90年代的兴起,无数以“私有”为核心的“我”,构成这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得以建构的前提,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产权明晰”、“理性人”等等。换句话说,这个不断被放大的“我”,是“市场”最本质性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的传奇,是一代“新人”的自传,郭敬明在“还有一个月我就十八岁了”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成长在自己心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儿”[9]。由于与历史脱钩,“惊心动地的事儿”,只能发生在“个人”的内部。

从这一视野出发,“80后”一代,既是大历史的孤儿,又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人。郭敬明精明地迎合了这一点,“我的小说是写给年轻人看的”[10]。在他的作品中,“年轻人”被不断暗示为“孩子”,“孩子”的状态很好,成人的世界则令人不安。这里的“孩子”,和生理年龄无关,而是指涉着对于历史责任的拒绝,以“忧伤”为核心,郭敬明不断夸大、强化、鼓励——同时限定——“孩子”的内心体验,并且赋予这一切以合法性。“90年代”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或者说,“90年代”,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郭敬明的写作,作为个人化写作最极端也是最深刻的产物,在个人化写作的尽头,暴露出高度的政治性:试图以所谓“忧伤”填充青春的社会性,定义何为“青春”。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性写作,尽管以似乎与政治全然无关的形式出现[11]。

“90年代”的“孩子”,决定了郭敬明的文体:华丽、戏剧性、高度饱和的情感。这可谓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笔者且引几例:

我也曾走过那一段雷禁般的区域。

像是随时都会被脚下突如其来的爆炸,撕裂成光线里浮游的尘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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