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亚间潮剧网络中的泰国潮剧——文化地理视野下的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研究

潮剧随潮人走出国界，成为移民海外的华人艺术。泰国潮剧与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潮剧乃至东南亚其他国家潮剧关系密切，它们在中国－东南亚这一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互动着，形成了一个充满变异与多样化的潮剧网络，丰富了世界艺术舞台，成为中国戏曲在海外传播的典型个案。本文从分析泰国潮商与潮剧的关系入手，演示中国－东南亚间潮剧网络的成型，探究泰国潮剧在此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潮剧在海外传播的经验和问题，对中国传统戏曲摆脱当代困境，寻找新的路向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泰国潮商与潮剧经营

潮人移民泰国始于明代，19世纪中期成为泰国华人移民最主要的方言集团。以经商为主要生计的潮人形成了强势传统，使潮语在泰国商业界乃至由潮人创办的华校成为通用语言，这也为以潮语为表演语言的潮剧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潮剧随商旅传播到泰国，其兴盛很大程度上与潮商的经营有关。潮商在泰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现代运营理念，文化认同感较强，组织经验丰富。随着商业网络的建构，潮商极大地推动了潮剧事业的发展，泰国潮剧成为一种移民族群艺术。

（一）潮商与潮剧的市场运营

潮人在泰国商业街逐步发家。经济实力的强盛使潮州方言成为这一区域的强势语言，潮剧由此成为潮人进行商业活动、神祗祭拜、社交娱乐的重要媒介。19世纪末，“三聘街一带的商家每年中国农历九月初七至十二会请六棚潮剧戏班。这六棚戏班相斗演，哪一棚演来最好，服装道具最佳者，则一整年声名大噪，人人传诵”[1]。

随着东南亚各地潮人移民的增多及其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南来及其他外来潮剧戏班不断留驻，泰国本土潮剧艺人得到培养，潮剧戏班应运而生，潮商开始介入。

20世纪20年代，郑智勇的花会厂雇用老三玉和新三玉两班，招徕赌客。周艾黎在《海外潮剧纵横谈》[2]一文中认为郑智勇雇用戏班常年演出的做法为潮剧商品化的开始，到20年代，就有各埠潮商组成公司聘请潮剧团前去定点演出。泰国政府亦将潮剧演出当作一种商业性的华人娱乐。“由于剧团及演员人数增加，便向观众收费作为剧团的一种收入，政府因此便有征收税赋的政策。拉玛五世皇在1893年制定娱乐税条例，对演出的剧团征收娱乐税，而且在每次演出之前必须向政府官员要求发给‘许可证’。对于戏剧征收的娱乐税率，在该条例的附件甲中，规定白天演出征收4铢，晚间演出也征收4铢；如果白天和晚间连续演出则征收6铢。”[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位于耀华力路和石龙军路经常演出潮剧的戏院有真珠宫、真天、东舞台、西舞台、新中国、天外天、南星、乐天、东湖、月宫、大观园、中国等。[4]剧场又称戏院，演出场所固定、独立，设施完备，一般建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娱乐需求旺的大城市的繁华地带。剧院是现代戏剧的标志与产物，剧院的出现既是演出舞台的变化，也意味着戏剧观念、表演形式、观演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有了剧院，新的泰国潮剧经营形式便开始了。

早期的泰国潮剧班受到所在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组织和管理既保留了传统的结构和方式，又有现代运营模式。“戏班除较多由当地富有的潮商或产业界人士投资经营，继续实行班主制外，有的则采取‘股份制’或‘团场合一’的组织管理方式。…… ‘团场合一’的组织管理方式主要存在于城市，而且较多是由戏院聘班租团经营，也有的地方有时是由戏班向戏院租用场地、舞台，并负责戏院场内工作人员的一切开支，然后将戏院作为相对稳定的场所自行演出，这些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密切了团、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关系，对参与竞争和繁荣演出均有一定刺激和促进作用。”[5] 作为主要的潮剧演出组织者，戏班班主通常与戏院经理、职业剧作家联手，一方面选择演出曲目，另一方面招揽观众。组织人、演出者、观众的身份、职业不同，但有共同的社会心理期待。泰国潮剧戏班在其内部采用聘用制，奉行“优进劣汰”，精干、高效，更注重经济实效，班内人员职责分明，等级森严，且多数采用“加彩”的做法优待名角和出色的艺员，这对潮剧艺术的提高有一定的激励作用。[6]同时，充满机遇的潮剧戏班也是严峻的竞技场。“戏班为了在曼谷站稳阵脚，争得一席之地，除了经常变换新招，使演出尽量迎合观众口味，同时配合戏院向社会大肆进行广告宣传，敲锣打鼓上街散发海报，并以赠送礼品（如绸缎、衣料、化妆品）等办法招徕观众。”[7]（二）潮商的开拓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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