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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京剧流派的理论建构

收录:2010-9-10  作者:王萍  来源:《戏曲艺术》2009年第1期  点击: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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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可见,以姓氏命名流派,既体现了理论界对具有鲜明艺术个性和表演创作成就的承载主体——流派艺术家的确认,也有对其独特艺术风格特征、擅演剧目的审美选择以及流派传承的表述。

以地域命名流派。这一命名方式,可能引起我们对两个事实的关注:一是指以地方区域间的艺术风格为核心的地域流派,如“海派”与“京派”、“南派”与“北派”之类的命名。二是指以流派代表籍贯为核心所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地方传统文化的地域流派。毫无疑问,我们是指后一种情况。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流派研究较早提及流派代表籍贯的主要有倦游逸叟《梨园旧话》和陈彦衡《旧剧丛谈》。

前引倦游逸叟《梨园旧话》云:“咸、同年间,京师各班须生最著者为程氏长庚,余氏三胜,张氏二奎。程,徽人;余,鄂人,张,浙人,分道扬镳,各有其独到处,……。”22这里,倦游逸叟虽然提到流派籍贯,但是没有剔析流派籍贯及其地域与流派之间的关系。从文章前后的语境看,他对程、余、张三派更侧重于流派姓氏的命名。(学界一般认为张二奎是河北人,然其究竟是否浙人,不在本文论述之内,故不作辨析。)

如前分类所述,《旧剧丛谈》则云:

……其间共分数派。程长庚,皖人,是为徽派。余三胜、王九龄,鄂人,是为汉派。张二奎,北人,采取二派而搀以北字,故名奎派23

陈彦衡以流派代表“前三杰”的籍贯为核心,明确提出 “徽派”、“汉派”、“奎派”(京派)地域命名的命题。这一命题内涵丰富复杂,也十分重要。表面看,这是源于“前三杰”各自不同籍贯地域的命名。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地关系问题,其暗含着的是构成流派风格的某一地域特殊的背景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人地关系与时空条件紧密结合。地域,作为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它更是人类文化在历史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的时间意义。

众所周知,地方戏以语言、音乐、表演等地域文化个性为核心,地域文化在戏曲艺术中不仅是念白、唱腔、音乐以及表演形式上的外化,与此同时,它更以文化背景的力量影响、规范着地方戏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一点在京剧初创时期,显得尤其突出。“徽派”的“二黄”、“汉派”的“西皮”从声腔上融汇南北曲调,构成京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24的特点。“徽派”丰富的剧目、精湛的技艺追求规范了京剧表演艺术的审美要求;“汉派”重末角的传统确立了京剧老生行当“执牛耳于菊坛”的地位;徽、汉合流不仅形成舞台上以“中原音韵”(即中州韵)为规范的唱念语言,而且“湖广音”的使用,奠定了京剧老生演唱语音的基础。而“奎派”在徽汉艺术元素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间用北方字音、徽汉之韵减少”25的京剧唱念语言特点。这一切的背后都与地域文化的规定性选择有密切关联。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认为,一种文化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被动的,在构成文化的诸多因素中,背景文化具有隐性的规范作用,他称之为“无意识的选择标准”,并且认为这种“无意识的选择标准”,用隐含的文化价值表达自己的文化意志。26实际上,构成这种背景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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