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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研究·绪言

收录:2004-4-20  作者:黄仕忠  来源:www.ilf.cn  点击: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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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何理解作品的复杂性。因《琵琶记》评价的歧见,人们将它看作是一部“复杂”的作品。这种“复杂性”其实来自作品的流变史。首先,《琵琶记》改变了《赵贞女》中蔡伯喈的形象,也改变了故事的结局,但基本的故事框架仍同于《赵贞女》,这就意味着,高则诚虽然着意表述另一主题,但《琵琶记》的故事结构本身,仍然保有着往负心婚变与否方向阐释的可能;亦即仍然保有了《赵贞女》的谴责负心汉的含义,只是剧中以正面的歌颂不负心易之而已。而同一故事框架中注入不同的涵义,表述不同的倾向,自然也难免产生抵牾未周之处,留下某些“疏漏”,招致物议。明清人对蔡伯喈是否真孝子的怀疑,今人以“生活的逻辑”而判定结局“必然”以负心不认结束,都源于此。其二,高则诚有意为蔡邕“辩诬”,在按史实改称其为孝子的同时,还融入了蔡邕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时期被迫为官而致“名浇身毁”的悲剧性际遇;同时,其中也还有着高则诚本人对于元末社会和统治的认识,即借蔡邕故事,以寓元末情状,表述功名“孰知为忧患之始”(《东山存稿·送高则诚归永嘉序》)的观念,故肯定孝而对忠则并未明确肯定,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于现实的批判之义。只是这一因素在时过境迁之后不再被关注和重视。其三,对孝子贤妇的正面描写,使明清人以为高则诚创作的目标即在于此,往昔之誉与当今之毁均基于此。第二种含义的隐晦,使明清人以为高则诚只以全忠全孝易以先前之不忠不孝,使今人判其为宣扬礼教而改变《赵贞女》结局,强扭团圆。为之辩护者则只能在赵五娘形象之动人或古代不负心亦属可能等范围内力争。结果夹杂不清,众说均有其理与据,遂只能以“复杂”一词当之了。

就戏曲史而论,《琵琶记》的讨论既有其独特性,也有其普遍性。

关于《琵琶记》的传本,本书详细讨论了两个系统传本的关系和区别。指出晚明通行本实出自昆山本《琵琶记》,并考察了昆山本的主要裔本。这种通行本,对于高则诚原作而言,是一种“歪曲”;但对于明代社会而言,则是一种积极的改造,也可以说是一种“改编”。这一问题,在本书全面展开讨论时,应当说是阐释得比较清楚的。但本书收录的论明人对原作的“歪曲”一文单独发表时,未及详述后一部分原由,以至引得一些师友的误解,以为笔者也认同了流行的“元本”之说,而全部否定明人改本的合理性。本书关于“古本系统”的陆贻典抄本、《风月锦囊》本的讨论其实解答了这一问题;其中明确论定陆抄本底本“元本琵琶记”刻于弘治年间,指出所谓“元本”,并非“元人刻本”,而是同于“原本”,是书坊的一种标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早期南戏如“四大南戏”大多具有“世代累积”型特征,但《琵琶记》又稍有不同,因为它是经由高则诚这样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重新创作而成的,其高度的艺术成就,使得它在明代的流传中,不象其他早期戏文一样,经受较大的改动,以致情节内容相去甚远;即它基本中止了“世代累积”的过程,而其他南戏却仍处在这一进程之中。所以《琵琶记》确有一个“原本”存在,各种传本之间有先后谱系可按,而不能在否定“元(人刻)本”存在的同时,进而以“世代累积”的笼统一词而否认各种本子的判别先后的可能。《琵琶记》与其他宋元南戏之间,有个别与一般之别。唯其如此,在讨论《琵琶记》的内容时,才可以细味其间的潜台词,伏线,言外之意;而他种戏文大都不能作如是观。这也是文人之作与艺人、才人之作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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