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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四种剧本”(下)

收录:2004-1-15  作者:胡星亮  来源:《文学评论》2003.1  点击: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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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剧本”就在这种情形中应运而生。即如杨履方所说,在戏剧艺术上“创造多种多样的、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创造“多种多样新颖的样式和独特的风格”[9],成为其明确的审美追求。因而,这些戏剧不再是满眼的莺歌燕舞、春光明媚,而更多的是深入生活并予以真实描写的严肃与沉重;不再是一味的乐观明朗、高昂豪迈,而更多的是蕴涵着深沉忧虑的批评和嘲讽。既有欢快、抒情,也有讽刺、忧伤和悲哀。

“第四种剧本”这种审美创造意识的自觉,主要来自于戏剧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加强。这种受“写真实”影响而产生的主体意识,不仅促使戏剧家真实地去表现生活和揭示现实矛盾;在艺术审美方面,它也要求戏剧家从真实反映现实出发,去追求艺术上的大胆创新,去探索丰富多样的戏剧表现形式。岳野说:“坚决遵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但不等于在进行艺术构思时抱着固定不变的公式”,同一题材是可以有“不同写法”的[10]。这也就是刘川在《第四种剧本》一文中所说的:“第四种剧本”它们“考虑的是生活,是生活本身的独特形态!作者表现风格上的独特性实际是来源于观察生活的独特性”。

由此,就带来“第四种剧本”艺术风格、样式的多样化。由于审视现实角度的不同,“第四种剧本”对现实的把握和描写就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同样是以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为背景来表现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布谷鸟又叫了》从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切入,《同甘共苦》是从伦理道德着眼,而《洞箫横吹》则是将其融入建社的复杂过程中去予以揭示,等等,题材的选择、冲突的描写和剧作的结构艺术都各有特点。也由于戏剧家是从不同角度去审视和描写现实,其剧作的体裁样式和艺术风格也就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揭露嘲讽,以尖锐的笑声去撕毁丑陋(《新局长来到之前》、《葡萄烂了》等);有的侧重于欢快抒情,以幽默的笔调去表现新生活的美好和新事物的胜利(《布谷鸟又叫了》等);有的着重心理的探索,在人物心灵世界的挖掘中去把握现实的内涵(《同甘共苦》等);有的着重写实的概括,在现实的冷峻描写中去揭示社会本质(《洞箫横吹》等),等等,在艺术审美上都有独特的创造。

“第四种剧本”在风格样式上的艺术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也是为了创造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特征和中国气派的民族话剧,因此,与“写真实”的苏联戏剧相比较,受其影响的“第四种剧本”,至少有两点又是独特的:第一,它们没有苏联戏剧“写真实”探索中出现的某些形式主义的倾向。真实地描写现实,积极地干预生活,使得中国戏剧家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去探索艺术的创新,从推进社会变革出发去从事戏剧创造,戏剧审美的探索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此即杨履方在《谈〈布谷鸟又叫了〉的样式和风格》一文中所说的,他们是追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纛下,百花争妍,万艳竞芳!”第二,是借鉴民族艺术、尤其是民族戏曲的话剧审美创造。从话剧是综合艺术和话剧民族化出发,他们尝试从中国的古典戏曲、地方戏曲、以及民间歌舞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话剧艺术。例如《布谷鸟又叫了》,就在剧情发展中适当地穿插具有浓郁民族风味的民歌民谣,场景的选择采用某些写意的、象征的手法,剧本结构脉络分明而又冲突曲折,有些重要的情节和台词反复交代,等等,都是把戏曲传统、民族艺术等“通过话剧的胃,加以消化,变为适合于自己身体的养料。”[11]《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的剧情结构、冲突描写和形象刻画等,也同样对传统戏曲和民族艺术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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