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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四种剧本”(下)

收录:2004-1-15  作者:胡星亮  来源:《文学评论》2003.1  点击: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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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从“文学是人学”出发,“第四种剧本”又探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真实地写出人物心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杨履方在创作《布谷鸟又叫了》的过程中,三番五次地要求自己扎实地深入生活,尤其是“农民生产以外的生活:精神生活,感情生活”,为的就是要“深入地理解劳动人民的心灵,塑造出更丰满、更鲜明的人物形象”(《关于〈布谷鸟又叫了〉的一些创作情况》);而剧作也确实在青年男女的生产劳动、爱情婚姻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冲突中,将新中国农民“精神生活的变化”的“细致、复杂、丰富、多采”,真实地揭示了出来。《洞箫横吹》和《同甘共苦》等剧,也都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人物心灵的丰富性。例如《同甘共苦》,剧作着重是深入心灵世界去描写人物的内心情感的真实。孟莳荆与前妻刘芳纹,从孟莳荆以前对刘芳纹从来没有爱情,到现在欣喜地看到刘芳纹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巨大变化,而在工作中对她逐渐产生好感、愧疚,乃至在妻子华云闹矛盾时他向刘芳纹的表白爱情;刘芳纹在孟莳荆对自己的情感变化面前其心灵的波动,她在孟莳荆和展玉厚的爱情夹击中其情感波澜的翻卷;和华云深爱孟莳荆,却因其心胸狭窄而生气、嫉妒和遭遇流氓的差点受骗,及其醒悟后的情感复苏,等等,都是非常真实的描写。而写出心灵的真实,也就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内涵。

(五) 突破规范:风格样式的创新

受苏联戏剧影响,新中国初期的戏剧创作在风格、样式上也有诸多的限制。由于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能是“肯定的”而不能是“批判的”,因此,喜剧等擅长批判的戏剧体裁被压抑,悲剧创作更是被判了死刑;在艺术的审美表现上,又总是强调那种乐观明朗、高昂豪迈的风格,似乎批判和嘲讽、悲哀和死亡等就与社会主义戏剧格格不入。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同作家创作个性的张扬和艺术形式、风格的创造不能分开的。1953年11月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专论《提高苏联戏剧创作的水平》,就严肃地批评了戏剧发展中出现的“剧作体裁的贫乏”和艺术审美“缺乏表现力”等现象,号召戏剧家“广泛地利用各种戏剧创作的样式”;1954年12月,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提出“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同时,把“不同创作风格流派的竞赛”确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任务,鼓励作家在文艺的体裁、形式、风格等方面有大胆的创造。由此出现的“写真实”的讨论及其在创作上的探索,就必然会在风格样式上促进苏联戏剧突破规范而有新的发展。这种情形,在1956年前后中国剧坛、文坛的“写真实”讨论中也同样出现。中国文艺家也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规定了文学的风格本身,也就是它只允许一种文学风格存在”的观念,强调现实主义“它的道路比任何艺术流派的道路要宽阔得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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