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前后的香港文学（1）

一 文学掀起了新高潮

1982年年底，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定。香港开始进入“九七”回归前的过渡期，香港文学的发展从此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

香港人曾自嘲是“经济动物”，不问政治，只知赚钱享乐，这曾是众多香港人的写照。如今不同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与每一个香港人都休戚相关，不管你属于哪一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命运本应同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但以前由于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祖国意识的迷茫迫使香港作家只能以“他者”的身份来描写、评判中国。如1949年后，一些从内地南来香港的作家大都以“难民”身份写“家亡国破”之恨。 七十年代末描写中国的作品，一味暴露十年浩劫的黑暗面。处于过渡期的香港作家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在赞扬或批评中国时，已不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而多了一份投入的激情与承担的负重感。今天的香港人，甚至比内地人更关心政治。认识中国，关心“九七”，渐渐成为不同流派的香港作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创作题材。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是社会的测温计，“九七”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香港文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诚如香港诗人春华所说：“香港正处在风云际会时，香港有血有泪的曲折历史，波澜壮阔的丰富的社会生活题材，东西文化荟萃的桥梁，应该产生巨大的划时代的有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见《当代诗坛》第19期，第157 页，香港银河出版社，1945年12月31日出版。）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准确地传达出港人的心声，这是很多香港作家意识到的责任。香港文坛以“九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频频出现，“九七”回归的春潮极大鼓舞着有良知的香港作家，并促使其文学作品的思想容量和艺术空间得以拓展，作家的艺术创作观念也相应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首先，香港作家文艺观中的政治意识开始强化。相对而言，香港作家在过渡期以前大都比较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注意形式技巧的创新，而对政治则较为冷淡，即所谓的“政治冷感”。 随着香港回归日近，香港作家开始体悟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九七”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一种自发的政治意识得到空前的张扬。香港作家们不再认为凡政治均是肮脏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治冷感开始渐渐隐逝，专写欢场女子、婚外情、同性恋的作品在减少，作家的政治分析与社会分析能力在不断增强。香港作家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忧国忧民。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政治意识”不是指只为个人利益、阶级利益而争权夺势的狭隘僵化的“小政治”理念，而是指一种涵括祖国意识、家园意识的“大政治”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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