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的萌芽期、开拓期

香港自从有中国人在此居住，就有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活动。在早期，主要是山歌一类的口头文学，香港居民中有学识人士则吟诗作文，此属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这些姑且算作香港文学的古文传统。

1853年面世的香港最早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登载一些游记及介绍西方文学《伊索寓言》和《失乐园》的文章。1874年创刊的《循环日报》，发表一些谈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文章。1900年同盟会创办的《中国日报》面世，其副刊刊登了不少作品，以文艺的形式鼓吹革命。不过，在十九世纪香港作为一个商埠，其文学作品还是以娱乐消闲文学为主。据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一书中记载，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1 月出版的《小说世界》及同年底创刊的《新小说丛》，前者发表小说为主，含有反帝反清的内容，诗词多宣传民族独立意识；后者则以翻译欧美小说为主，用的是浅白的文言，虽有沟通中西文化之意，但仍以吸收西方文化为主，该刊的创作小说只有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园写的历史小说《两岁星》，邱氏的文学接近白话，在当时算是一种进步。不过，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香港文学，还是以娱乐消闲文学为主，如数年后面世的《妙谛小说》、《小说旬刊》、《文学研究录》、《双声》等文艺刊物，主要刊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及侦探奇情之类作品。香港的这一段历史及文学状况，曾被香港学者罗香林教授称为隐逸派人士的怀古时期。所谓隐逸人士，是指那些不满民国共和而避居香港的晚清遗老，（见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 1 年版，第197 页。）他们一进入香港，便成为香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部分，与香港原有的旧文化势力相勾结，鼓吹复古的观念，阻碍了香港的新文化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之前，香港的文化仍处于落后、保守的状态，震动全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时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坛的影响甚微。在当时的香港文坛，国粹派占据了主流，连港督本人也亲自鼓吹“整理园故”。香港老作家侣伦曾著文概括这一时期的状况，“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学。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师重道’和攻读四书五经以保存‘国粹’；看见有人用白话文写什么，便摇头叹息‘国粹沦亡’，对于孔圣人简直是‘大逆不道’。在这样混沌情形下，新的思想、新的文化要想渗进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侣伦：《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 页。）

香港新文学的萌芽，大约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尽管此时旧文学仍占据香港文坛的正宗地位，但是“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仍对沉寂的香港文坛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并开始吸引一些作家和文艺青年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开始尝试白话文写作。与此同时，一些文艺刊物如《双声》、《妙谛小说》、《小说星期刊》等，也开始纷纷刊登白话或半白话文小说以及白话新诗，新文学的进入使早期香港文坛出现可喜景象，香港文学从此开始进入文言与白话之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也预示着香港新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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