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

中国电影在近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创造了光彩夺目的文化景观。透过中国电影斑驳陆离的纷繁表象，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其间的是两大传统——“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而这两大传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着的，并踏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社会现实生活前进的足迹，踏着20世纪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足迹，而逐渐丰满、充实、形成与成熟的。

一、“两大传统”形成与发展概述

所谓“入世精神”，指的是关注社会现实、干预社会生活，以艺术方式达到教化社会、感化民众，进而改造世界、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所谓“诗化风格”，指的是超越特定现实时空的束缚，对于永恒的、恒久的人生境况、人生际遇、人生哲理与生活境界的一种诗性的观照与表现。中国电影文化“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两大传统，是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在中国电影中的延续和反映。

（一）中国艺术文化的两大传统

中国艺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美学观念一样，中国艺术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也形成了相互联系而又相互补充的两大传统，即“言志”学统与“诗化”学统，而它们分别是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和老子、庄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在艺术文化领域的体现。如果用儒学的经典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比附的话，“言志”可谓“兼济天下”之说，“诗化”则为“独善其身”之说，这也可以见出两种学说在目标、功能与追求上的不同：前者带有更多功利色彩，指向社会，追求现实的建功立业与成果成就，是务实的，对象性、指向性、目的性比较明确的；后者则带有更多超然色彩，指向个体生命，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与境界，是浪漫的，理想化、性情化、个人化色彩更重。

“言志”学统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上为一种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众生的积极的“入世精神”，而“入世精神”也造就了同样的艺术文化传统。“诗化”学统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上为一种关注个体生命感觉、关注永恒的人生哲理的“诗化风格”，而“诗化”学统造就的同样是“诗化风格”的艺术文化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这两大传统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并不完全是割裂、对立的，而受着外部的社会历史境况及艺术家个体生活际遇、生命境况等各种条件影响、制约，经常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当然，在特定的外部、内部因素影响、制约下，这两种传统的某些特征会被推向极致，而呈现出比较纯粹的或“入世”或“诗化”的取向、趣味、特质与形态特征。

就比较纯粹、典型的形态而言，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进程中最能体现“入世精神”传统的如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高则诚的曲以及明清小说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用白居易的主张来表达，便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一“入世”传统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价值，尤其是对现实的伦理规范进而对现实的伦理政治的直接的实用性功能。白居易将“入世精神”的精髓概括得最为清晰明了：“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可以播於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白居易的讽谕诗可以说将“入世精神”的实用功能价值推到了极致。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为之争论的“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等中国艺术传统的一些具体内涵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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