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上的《新潮》＝历史上的《新潮》？

三、结论：对《新潮》需要重新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闻史对《新潮》的评价，未能再现《新潮》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

当然，《新潮》自身的欠缺是其被误读的重要原因。《新潮》是一本由二十来个青年学生办的刊物。青年人顾虑少，胆量大，进取精神强，这是他们的优点，《新潮》能产生如此大之影响，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发挥了这个优点。但是，青年学生阅历浅，思想单纯，也容易犯武断、片面的毛病。傅斯年就曾说：“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出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40】面对大量舶来的西方的种种思想、主义，他们缺乏必要的判断、选择的能力，容易随波逐流。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和有着数千年积累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他们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批判、细心的鉴别；因而《新潮》的某些观点、对个别问题的表述，不无过激之处。最为人诟病的是，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见解幼稚，认定以文学作为载体宣传新思想新观念，以纯粹的学生运动为动力，便可以改变旧社会的面貌，并在此基础上自动生成新的政治制度。

不过，主要还是囿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观——毕竟《新潮》先后的两位主编都走向了国民党阵营，论者对《新潮》的部分评价不够公正。如认为“五四”以后，《新潮》宣扬了不少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以大量的篇幅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就是一例。其实，1920年是“五四”新思潮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由于胡适的推波助澜，杜威倡导的实验主义哲学风靡一时，尤为青年学子非常爱慕，甚至连一批立志改造社会的激进青年也不例外。由周恩来所编辑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刊》的《发刊旨趣》中，就曾高唱：“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讲‘实验主义’”【41】。“五四”以后，《新潮》对政治运动日益冷漠，甚至采取贬斥的情绪，这在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有所反映。但指责其为“等运动刚过，就立即暴露出背叛‘五四’精神的真面目”【42】，则嫌过分。考察一下“五四”以后青年学子的动向，便可以发现“鄙视政治”的思潮如洪水泛滥，在绝大多数进步青年眼里，政治运动成为“供野心家利用”，扰乱世界的“万恶之源”【43】。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函中也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顾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44】

《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45】。《新潮》在“伦理革命”中并没有简单地攻击个性自由传统的缺乏，而是探究个人不愿对自己命运负责的原因，发现了鲁迅、吴虞等先师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服从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平静和安全感【46】。《新潮》曾探寻科学的世界观。创刊号上《人生问题发端》发表后，当即引起重大的社会反响。余裴山给《新潮》杂志写信说，“我们现在应该亟亟唤醒举国的青年，个个都有一种极高尚的纯洁的人生观念。就是应该如傅斯年所说的‘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47】 《新潮》还对学术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认为要讲究讲究治学门径、使用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提倡大胆的学术怀疑。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在著作中曾对此赞许道，新潮社成员重新提出了被儒学思想家们长期忽视的“怎样”学习的问题【48】。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一文中，也从一个老师的角度出发，对《新潮》赞誉道“表现甚为突出，编写皆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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