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发刊旨趣书》曾说“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21】,所以相较于面向年长、层次较高人士的《新青年》,《新潮》是面向中学毕业生的,它进一步深化了《新青年》所倡导的主张。如有青年学生认为,“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二者共同努力,影响甚巨,“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位,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也有三分之一”【22】。
2、《新潮》是否对当时的进步思潮熟视无睹?
《新潮》和《新青年》同是进步期刊,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赛先生”与“德先生”但在办刊方向上却稍有不同:《新青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新潮》则偏重于思想、文学方面,介绍一些外国文学。因此,“《新潮》的政论文章不太多,大多数是文艺作品”【23】。但据此认为,“《新潮》创刊时,五四风暴即将来临,但这个刊物对当时政治斗争熟视无睹,未作反应”【24】则有失客观。《新潮》创刊号有着较为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从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和傅斯年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上可以看出。
《今日之世界新潮》首先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潮流的新纪元。它写道“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俄罗斯的革命、奥匈的革命、德意志的革命,就是这个新潮的起点。”“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家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接着,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俄国革命之后的社会格局。它指出: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经济方面的趋势,将来都偏重集产政策,以一切的实业,全受公家的支配,使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有可以享受的幸福。……社会方面……实行普通选举,组织平民政府。接着,罗家伦笔锋一转,对这股世界新潮涌入中国之后的命运表示忧心忡忡,认为,中国民众缺少“智识”,社会上兵匪为患。为了避免动乱的厄运,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我们求学问的目的,必须有益于全体的人类,不是一部分人类。……第二,……凡是平民都受教育,兵工尤其重要。…….第三,…….人人要去劳动,无论劳心也好,劳力也好。”【25】
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起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动向的人,首推革命先驱李大钊,他于1918年7月撰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世界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的血潮之中”【26】;并在四个月之后,发表演讲指出,“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27】。这种惊心动魄的宏论,在当时可谓金鸡独鸣,因为就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迟至1919年1月,还批评俄国的“过激派”,“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28】。而罗家伦对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世界新潮,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文中运用了“山崩海覆”、“风起云腾”之类的浪漫言语,比李大钊的文章更为激越。不过,在阐述十月革命 之后的社会格局时,罗家伦多次引用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家威尔博士的名著《新民主》一书中的言论,显得有点本源不清。因而,在深入剖析新潮的实质时,李大钊显然更胜一筹。在如何顺应世界革命潮流上,罗家伦的思路与李大钊颇有相通之处。李也曾提出应研究“无血革命”的方式,还指出“应该用此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29】不过,李大钊对世界潮流掀起的动荡,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那是新生的“苦痛”【30】;而罗家伦对此则相当消极悲观,预言动乱一起,中国将成为“生番的世界”。尽管如此,罗家伦是继李大钊之后,第二个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已经跃入时代潮流的前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