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新潮>发刊旨趣书》基本上决定了该刊今后的发展,为它的功和过都埋下了伏笔。以下将通过解答三个问题——《新潮》怎样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新潮》是否对当时的进步思潮熟视无睹?《新潮》是否真正主张“极端崇外”?以此探寻:对《新潮》的评价是否公正?
1、《新潮》是怎样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的?
《新潮》的出版,扩大了《新青年》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已为新闻史所肯定。但所影响的具体方面,除了“对新小说、新诗歌的创作作出了比《新青年》更多的贡献”【14】这一评价之外,其他则语焉不详。笔者认为,《新潮》是从这两个方面扩大的:一是具体探讨写作白话文的方法,使对白话文的认识更加清晰。二是关注文学改革的心理方面。
1916年到1917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对于文言文的弊端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对于廓清文学领域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迷雾,扫清文学革命道路上的障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了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基本原则,而且进行了写作白话文的尝试,在新文学表达形式的改革方面探寻出了切实可行的道路。但是,怎样开辟这条新道路?怎样写出文意流畅、形式新颖的白话文?在此方面,还显得用力不足。大家都在鼓吹使用白话文,但是在写作白话文的具体方法却很少有人道及;一些激烈批评文言文的文章,其本身使用的正是文言文。据此,傅斯年在用白话文写就的文章《怎样做白话文》中,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写作白话文的方法:一是“留心说话”,二是“直用西洋文法”【15】。虽然他的观点不乏偏颇之处:如所提倡“欧化的国语”就过于偏激。中国的语言——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尽管有其缺陷,但也自有其长处。但是他主张将现代生活中口语词汇的引入白话文中去,通过留心说话练习白话文的写作;同时借助西洋的文法丰富、改造中国传统的构词造句的方法;他所指示的方向显然是正确的。
罗家伦所执笔的《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是当时影响甚广的一篇论战文字。“学贯中西”的胡先生,引证西方文学,对白话文学发难,得到一般国粹学家的击节赞赏。罗家伦利用自己的英语专长,逐条加以批驳,重申了白话文学的宗旨是创造“人的文学”【16】。这篇文章廓清了不少青年对白话文的认识,其时就读于浙江杭州第一师范的施存统来信说:“我们同学起初看见的胡先骕君《中国文学改良论》也有很多怀疑的,以为白话文未必可以全代文言,现在罗志希先生这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真是对症发药。他们怀疑的所在,都被罗先生解释过了,信仰白话文的程度,谅来必定要增加了。我极欢罗先生这篇文字,我的同学也欢迎,这篇文章实在是不可少的。”【17】
白话文学一经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其发展速度十分之快。但当时一般人所关注的只是文学革命的形式,而非其内容。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中提出,只有改革文学“内心的思想”,才是文学革命最重要的任务【18】。同时傅斯年还主张变革思想不仅应该扫除语言、而且应该挖掘出“寄托在文学美术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19】。《新潮》对心理问题的探索,在其的新诗试验中最为明显。俞平伯曾把普遍反对白话诗的原因进行了分类,承认古典语言是诗歌表达特别贴切的工具,相比之下的新诗粗糙而笨拙。但他坚持认为对新诗的反对终究不是语言的而是社会和心理的因素:“我常反问自己道,‘新诗何以社会上不能容纳呢?’……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现今社会,实在没有容纳新文艺的程度。……因为现今社会的生活,是非常悲惨黑暗,但又偏喜欢黑暗悲惨,但偏又喜欢‘粉饰’,爱念‘喜歌’,仿佛‘家丑不可外扬’这种神气。我们作诗,把他赤裸裸地描写出来,他们看了,自然有点难过,摇头说道,‘不堪!不堪!’”【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