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新潮》是“五四”运动以前,一份由学生主办的白话期刊。它追随《新青年》,当时很有影响,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独有的贡献。但相关中国新闻史的著作,要么回避对它的介绍;要么语焉不详,且论述存在偏颇之处。本文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提出:我们应尊重历史,正视《新潮》的存在,给其以合理评价。
关键词:《新潮》 合理评价
一、 缘起:新闻史对《新潮》的评价
“五四”运动之前的数月,一群北大学生创办的一份月刊,激起了强烈的波澜。旧式文人纷纷责难,视其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1】;而先进的知识界则很看好,鲁迅先生称赞该刊“颇强人意”【2】。由于“文字浅显易懂,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喜爱”【3】青年学子争相传阅,“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4】,所以“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以看到”【5】。第一期面世后,转眼间销售一空,以至重印到第三版,销售了13000多册。这份刊物就是《新潮》。
《新潮》是由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的,是“五四”运动以前,一份以《新青年》为榜样,由学生主办的白话期刊。它创刊于1919年1月,1922年3月出至第3卷第2期停刊。“五四”前,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3人组成,傅斯年任主任编辑;“五四”后不久,傅斯年、杨振声出国留学,改由罗家伦一人主编;罗家伦出国后不久,改由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
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新青年》孤军奋战之际,《新潮》杂志脱颖而出,毅然投身于新文化阵营,因而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支持与帮助。李大钊“曾给过《新潮》许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6】 而蔡元培除在经济上对《新潮》的出版进行扶植以外,还从舆论上、道义上给予支持。当守旧派攻击、谩骂《新潮》的时候,他公开站出来为之辩护,说“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当教育总长傅增湘指责《新潮》“因批评而涉意气”,“张新说而悖旧谊”的时候,蔡元培为之辩解道:“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初心,原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至于持论有殊于旧贯者,容为外间误会之所集;然苟能守学理范围内之研究,为细密平心之讨论,不涉意气之论,则少为逆俗之言,当亦有益而无弊”,“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7】。
《新潮》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刊物。但在目前繁多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中,在笔者所接触的范围内,对《新潮》有过论述的仅有以下数本:王洪祥主编的《中国现代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赵玉明等所编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4本著作中,《中国现代新闻史》对《新潮》的论述最为详细;并且考虑到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月刊,创刊时间在“五四”以前,地点又在北京,影响比地方上的学生报刊大,为了符合历史真实,故将其放在毛泽东、周恩来报刊活动的前面。《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史学卷》曾认为这是该书的编写特点之一——“新闻界人物以左为主,中、右也不可少”【8】。尽管如此,笔者发现《中国现代新闻史》对《新潮》的论述中还存在史实上的硬伤——“罗家伦撰写了《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9】。《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的作者是傅斯年,署名为“孟真”;罗家伦撰写的是另一篇文章《今日之世界新潮》,同时发表在《新潮》的创刊号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