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上的《新潮》＝历史上的《新潮》？

内容摘要: 《新潮》是“五四”运动以前，一份由学生主办的白话期刊。它追随《新青年》，当时很有影响，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独有的贡献。但相关中国新闻史的著作，要么回避对它的介绍；要么语焉不详，且论述存在偏颇之处。本文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提出：我们应尊重历史，正视《新潮》的存在，给其以合理评价。

关键词:《新潮》 合理评价

一、 缘起：新闻史对《新潮》的评价

“五四”运动之前的数月，一群北大学生创办的一份月刊，激起了强烈的波澜。旧式文人纷纷责难，视其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1】；而先进的知识界则很看好，鲁迅先生称赞该刊“颇强人意”【2】。由于“文字浅显易懂，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喜爱”【3】青年学子争相传阅，“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4】，所以“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以看到”【5】。第一期面世后，转眼间销售一空，以至重印到第三版，销售了13000多册。这份刊物就是《新潮》。

《新潮》是由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的，是“五四”运动以前，一份以《新青年》为榜样，由学生主办的白话期刊。它创刊于1919年1月，1922年3月出至第3卷第2期停刊。“五四”前，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3人组成，傅斯年任主任编辑；“五四”后不久，傅斯年、杨振声出国留学，改由罗家伦一人主编；罗家伦出国后不久，改由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

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新青年》孤军奋战之际，《新潮》杂志脱颖而出，毅然投身于新文化阵营，因而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支持与帮助。李大钊“曾给过《新潮》许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6】 而蔡元培除在经济上对《新潮》的出版进行扶植以外，还从舆论上、道义上给予支持。当守旧派攻击、谩骂《新潮》的时候，他公开站出来为之辩护，说“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当教育总长傅增湘指责《新潮》“因批评而涉意气”，“张新说而悖旧谊”的时候，蔡元培为之辩解道：“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初心，原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至于持论有殊于旧贯者，容为外间误会之所集；然苟能守学理范围内之研究，为细密平心之讨论，不涉意气之论，则少为逆俗之言，当亦有益而无弊”，“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7】。

《新潮》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刊物。但在目前繁多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中，在笔者所接触的范围内，对《新潮》有过论述的仅有以下数本：王洪祥主编的《中国现代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赵玉明等所编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4本著作中，《中国现代新闻史》对《新潮》的论述最为详细；并且考虑到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月刊，创刊时间在“五四”以前，地点又在北京，影响比地方上的学生报刊大，为了符合历史真实，故将其放在毛泽东、周恩来报刊活动的前面。《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史学卷》曾认为这是该书的编写特点之一——“新闻界人物以左为主，中、右也不可少”【8】。尽管如此，笔者发现《中国现代新闻史》对《新潮》的论述中还存在史实上的硬伤——“罗家伦撰写了《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9】。《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的作者是傅斯年，署名为“孟真”；罗家伦撰写的是另一篇文章《今日之世界新潮》，同时发表在《新潮》的创刊号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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