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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收录:2011-12-14  作者:温儒敏  来源:《文学评论》20072  点击: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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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各有所工,两者有所不同,彼此也有所“不通”。对“不通”部分要格外小心。文学研究偏重对对象特点的探求,重视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则相反,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的现象。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创作也就是文本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大文本”,包括印刷呀,出版呀,阅读呀,传播呀,还有性别、政治、民族,等等,而且主要是关注文本背后的东西。这些年许多论文都是争相着笔后者,什么都往“文化”上扣,这就有点“泛”了,而对于文学本义的研究,反而越来越少有问津。此潮流波及教学,文学课程的“文学味”被挤压得越来越淡,中文系学生开口闭口都是目光四射的“中外文化”,而作品却未能认真读上几本,也真是个问题。文学研究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因素,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同时又是有限度的,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无论如何,落脚点仍然应该是文学。

现在常看到现当代文学领域有些着眼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对于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基本上是否定的,要推倒重来,其中设定的观念就大都立足于批判,不承认有所谓历史的真实,认为历史都是后设的,是后人想象、构造出来的。这种观念主要来自福柯的理论,即认为历史重构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权力关系。于是在“重写”文学史时,许多学者的关注点也主要是历史材料包括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比如讨论四五十年代的文学,首要目标就是发掘被忽视的“权力关系”,着力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主宰文学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角度。不过有时因为寻找“权力关系”的意图过于迫切,难免先入为主,理论早就摆在那里,要做的工作不过是找到一些能够证明这些“权力关系”的材料。有的文章为了说明诸如性别、政治、“民族国家想象”之类很大的命题,又顾不上梳理四五十年代“转型”过程中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就大而化之,用观点加例子的办法,抽样分析几个文本,然后就得出很大的结论。这类“再解读”论作所采用的往往就是“借喻式解读”(16),即通过所谓文本的内层精读达致外层重构,或借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理论拆解作品,把文本当作开放的张力场,发现“修辞策略”中隐藏的深层文化逻辑,其好处是简洁,有批判性,也带来某些新的视角,会格外注意文本背后的产生机制,看到以往可能被遮蔽被遗忘的方面。但其容易产生的缺失则在于先入为主,激进读解,不是从材料里面重现历史,不考虑使用文本例子的历史语境与特殊内涵,不愿在历史资料以及文学分析上面下工夫,把历史抽象化,瓦解了文学审美的自足性。

现在文化研究有点“泛”,跟赶浪潮的学风也有关。许多文章着意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本意也许是为了“创新”,但如果加上太多的理论“炫耀”,或者兴趣主要是建立方便论述的框架,重在“可操作性”,结果就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附庸。这类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没有感觉的,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完全远离了文学;而把它放到文化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未必能得到真正在行的文化研究学者的认可。奇怪的是现在这类空洞的唬人文章又常被当作“创新”,甚至比许多老老实实写的文字更容易发表出版,学术泡沫就愈加汹涌了。

文化研究进入文学领域有点像双刃剑,在给学科带来活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对文学研究构成某种“威胁”,不断消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不少学者已经滋生所谓“纯文学的焦虑”(17),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这种“焦虑”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就看看现在的文学教学吧,弊病是普遍而突出的。课程安排上各种概论、文学史以及文化研究之类理论展示的课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审美感受力反而差了。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本来是好事,研究视野毕竟拓展了,然而似乎也带来了新问题,事实上“远离文学审美”的现象加剧了。再说,要进入文化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境界。焦虑大概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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