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二类“现代性”研究的工作主要是发掘所谓“压抑的现代性”。

最早写这方面文章的是海外的一些学者，如王德威(20)，他们的研究很快影响到国内，目前就有许多许多年轻学者在争相模仿。他们最精彩的发现，就是认为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的不同文类中，比如狭邪、公案、谴责、科幻等等，已经预告了现代文学的某些知识范畴与批判性思考，其中可见某些现代性的因素。还有些学者注意到晚清的文学传播方式以及市民读者阶层的出现，也从“现代性”角度加于阐释(21)。这类研究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弱化对于五四传统的经典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关注都市文化，在作家作品解读中提取并勾勒出“另类的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22)。这些论作虽然不免有“过度阐释”之嫌，不过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能立足于文本分析和有关文学接受的原始材料的调查，没有脱离文学，所以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问题在于那些被这些海外汉学家带起来的模仿风气，似乎越走越远，我们可以称之为“仿汉学”。这几年类似的“仿汉学”之风甚盛，特别还影响到一些博士论文。他们模仿汉学家的文章，只是抓住某些个别的文学例子作为“个案分析”，并不顾及这些“个案”的代表性，从中过于“提拔”所谓“现代性”因子，实际上是以个别的例证来证说预设的“现代性”。这就有点“穿鞋戴帽”了。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现代性”不过是被借用来处理文学史的一种标尺，目的是要以此质疑和颠覆以往那种以“启蒙”为价值依托的研究取向。于是我们在太多的论文中看到如何把“现代性”的追求解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也看到如何把与“现代性”相关的现代主义等艺术形式解释为“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等等，虽然不无新意，但也往往让人感到这里的“现代性”只是一种先验的概念，是刻意要颠覆传统，实现“翻新”。令人遗憾的是，这类研究总是难免从概念到概念，基本上无视文学的文本分析，无视文学创作的情感、想象、审美个性等问题，显得大而无当。而在从事“后现代”研究的某些学者那里，“文学性”更是被看作无须讨论的假命题。于是文学研究不见了，即使有文学文本的分析，那也只是作为对社会变迁、文化冲突的例证，文学变成可以任意按社会学心理学理论拆解的冷冰冰死物，而不是鲜活的精神产品。文学变成支持都市文化、公共空间、民族认同、性别政治等问题阐解的材料。即使在谈什么想象、记忆，也不是文学意味的，因为这些“材料”也已经整合镶嵌到说明“现代性”或“后现代”、“后殖民”等特征的理论框架中去了。所谓“审美的意识形态”(23)，也只是关心“意识形态”，根本见不到什么“审美”了。这样，当然就背离了文学研究的本意，制造了又一种貌似新鲜的理论僵化。社会学是否接纳这样一类研究我们不能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研究并未能真正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也未能解救现当代文学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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