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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易 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

收录:2011-12-11  作者:范伯群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4  点击: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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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我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那时正是“新文学史”这门专业主课开设之际。在学习中我体会到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自己在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以来在文学领域中的丰功伟绩要有一番回顾与颂扬。因此,对作家往往都贴上政治标签,诸如革命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资产阶级作家、反动作家、文学逆流之类。那时鲁迅被封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样许多问题才能说得通。文学的审美性往往略而不论。以后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情况有所变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开始承认文学的多元性,“鸳鸯蝴蝶派”也摘掉了“逆流”的帽子,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现在大学中的有关系科,开设通俗文学选修课的也日益增多,有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增加了通俗文学的章节,这无疑是承认文学多元化的一例。但是,我认为要将现代通俗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成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主要是学术研究之路。选修一分论,在大学讲堂上给予一定的位置,是较为容易的,但要有机整合到现代文学史中去,还有很大的难度。我觉得,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对象的侧重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如果不看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特点也就会被抹杀,使它只能作为一个“附庸”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我的意思并非要数量上达到50%才不算附庸,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有机地整合。

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是以1917年肇始的文学革命为界碑,可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要比这个年代整整提早了四分之一世纪。因此,在发展时序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就不可能“削足适履”地去就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文学史的框架。即使是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我们也往往对通俗文学缺乏足够的评估。

在源流承传上,雅俗之间也显然有所不同。鲁迅对知识精英文学的源流有过非常直率的界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在这特别的中国。”[1](p308) 那就是说,就源流而言,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文艺是借鉴了外国的文艺思潮,特别是其精华部分,而在中国发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文学与世界的先进文化接轨,争取成为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佳木。

知识精英文学侧重于“借鉴革新”,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则侧重于“继承改良”,主要继承的还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等小说门类,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加以改良和发展,并进行新的探索和开拓。至于现代通俗文学的服务对象当然是对知识精英文学不易了解的“古国一般的人们”,尤其侧重于市民大众,其功能则是“极摹世态人情”,“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2](p90)。鲁迅一直认为古代的话本和传奇的作用与功能是主在“娱目悦心”[3](p159),他对明人的拟宋人小说就有这样的批评:“宋市人小说, 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告诫连篇,喧而夺主。”[4](p166) 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进一步发挥说:“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是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5](p331) 借用鲁迅对古代市人小说作用与功能的精辟论述,可以反观现代通俗文学也基本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现代通俗文学既然在时序、源流、对象、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那么就要有若干学术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取得较为一致的认同才能达到有机的整合。2002年我曾提出《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6],面对同行学者“根据何在”的询问,我指出《海上花列传》有6个“率先”可以说明在这一作品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已经开始萌发:(一)《海上花列传》是率先将频道锁定、将镜头对准“现代大都会”的小说,不仅都市的外观在向着现代化模式建构,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异,所以鲁迅也认为它“甚得当时时态”[7](p351)。(二)上海开埠后成为一个“万商之海”,而《海上花列传》以商人为主角①,也以商人为贯串人物。在封建社会中,商人位于“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而在这个工商发达的大都市中,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一切以“钱袋”大小衡量个人的身份。在鲁迅提到的狭邪小说中,《海上花列传》率先打破了该类题材“才子佳人”的定式,才子在这部小说中不过是扮演“清客”的陪衬角色。(三)在当时的小说中,《海上花列传》率先选择了“乡下人”进城这一视角——农村的式微使贫者涌向上海,即使是内地的富户,也看好上海,将资金投向这块资本的“活地”。作品以此为切入点,反映了上海这个新兴移民城市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显示了新兴都会的巨大吸引力以及形形色色的移民到上海后的最初生活动态。(四)《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曾认为其在语言上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吴语当时是上海民间社会的通行语言,这部书成了学习和研究吴方言的“语言教科书”。(五)作者韩邦庆曾自报其小说的结构艺术是首先使用了“穿插藏闪”的方法,小说行文貌似松散,但读到最后,会深感它的浑然一体。胡适对作者的文学技巧极为钦服,以致说《红楼梦》“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8](p290)。(六)韩邦庆是发行“个人文学期刊”的第一人,连载《海上花列传》的《海上奇书》期刊又利用《申报》这一新闻传媒为他代印代售,用一种现代化的运作方式从中获取脑力劳动的报酬,有开风气之功。由此可见,《海上花列传》从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等方面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作为中国文学“转轨”的鲜明标志,应该当之无愧。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等4位文学大家都对它颇有佳评,张爱玲在晚年两译《海上花》(先译成英语,后译为普通话),其在内容上与艺术上的成就,就更显得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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