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转折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以元明之际文学为例

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朝代来划分的，从而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与近代等。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的文学发展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每个王朝的文化政策、每次大的朝政变动，都会引动文人们敏感的心理与情感，并对其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产 生深刻的影响；同时，许多时候朝代的更替也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分期标志。但是，文学的发展有时与政治是同步的，而有时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学创作的风格、流派与观念大多情况下不会因为朝代的变迁而泾渭分明地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如果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显然不利于文学研究。可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却都是以政治史的分期作为分段标志来展开研究，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学科以来，还没有人将朝代更替与文学变迁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加以研究，因而也就不能不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留下许多疑问与难题。

实际上，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也许不一定都是创作上的高峰期，但却肯定是文学思想、创作心态、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等重要文学因素的大变化时期，从而显示了其变异性、过渡性与转折性等重要特征。而且，其变化常常是前一朝代各种历史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又会对下一个朝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研究朝代更替与文学变迁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梳理各种文学现象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对文学的演变过程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有利于对中国文学史作整体上的把握，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各朝代更替时期文学演变的相同与不同的诸复杂因素的研究，进而发现一些带有深层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的探讨。

具体到元明之际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研究而言，这种研究方法就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保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

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往往由于政治归属的原因而被划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又由于不同政治势力兴衰而被分属于不同的朝代。其实从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比如宋濂与戴良二人，同属于浙东文人，同出于柳贯、黄溍之门，但清代学者在将二人的别集收入“四库全书”时，却将戴良归入元代，而宋濂则归入了明代。其实二人不仅年龄相仿，而且仅就卒年而论，戴良卒于洪武十六年而宋濂仅卒于洪武十三年。之所以将较宋濂还多在明代生活了三年的戴良归入元代，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迄未食明禄也。”宋濂则早在元至正十九年即被朱元璋所聘请而投入朱明政权，因其为“开国文臣之首”而被归入明代。这种归属对后世影响极大，今人杨镰《元诗史》仍将戴良归入“赴难诗人”之列，而宋濂则成了明代文学的开山人物，多数文学史著作都将宋濂被朱元璋征召笼统地说成“明初”，甚至专业历史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也说他“明初应朱元璋召至应天”，其实宋濂受征召的时间距明朝之建立还有整整九年，将其说成“明初”显然是一个叙述上的失误。如果就文学思想研究本体看，这种划分是非常不利的。宋、戴二人同属浙东金华文人集团，同出一个师门，都强调文学的政教与实用功能，很能代表该地域文人文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同类的情况还有杨维桢与陶安。如果将元明之际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割裂之弊将会被避免，从而更完整地观照该时期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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