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十七年《诗经》研究的得与失

经过8年抗日战争和4年国内战争，1949年新中国在胜利的礼炮声中诞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学者大部分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一部分到了台湾。两岸隔阻，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继续研究《诗经》，并传承给下一代学人。从总体来看，两岸学术同源，都是“五四”开拓的现代诗经学的继续深化和扩展。

现代史家通常把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文革”前的发展阶段，称为“前十七年”；“文革”后的发展阶段，称作“新时期”；两个发展阶段之间是“文革十年”的社会发展严重停滞和倒退，是人类文化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我们在这里先评述前十七年《诗经》研究发展的基本情况，也附带说说文革十年的情况。

一、由兴旺到逐渐封冻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民久乱思治，新中国朝气蓬勃，百废俱兴，学术文化呈现兴旺的景象。

经过30年发展的现代诗经学，在新中国开头的几年，与其他学术文化一同进人繁荣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实行团结和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政策，贯彻对待文化传统的基本方针，学术文化兴旺发展。在整理文化遗产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针鼓舞下，许多老专家意气风发地走上学术讲坛，许多年轻的学人也进人《诗经》研究领域。

但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起，学术上“左”的思潮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在知识界开展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俞平伯唯心论《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等。并由此而进行政治干预，由思想改造运动，发展到1958年反“右派”斗争实行人身迫害。许多学者从学术论坛上消失，浩荡的东风变成了萧瑟的秋风和一股股寒流乃至百卉萧条、一花独秀。后来虽然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但缺乏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保证，并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不过几年，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学者被打成“牛鬼蛇神”，《诗经》被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这17年中，前几年的学术毕竟有较大的发展，后来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政治干预虽然逐渐强化，但在“文革”前的几年，还有“夹缝”，有“角落”，在某些领域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这样，现代诗经学仍能在压力下生长，在曲折中进展，取得一些成绩。

二、“前十七年”的主要成绩

“前十七年”《诗经》研究比较显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五四”以来现代诗经学传承的继续

20世纪30——40年代过来的一大批学者，继续他们原来的课题研究。他们利用多年积累的资料，又适当地接受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在学术上有了新进展。他们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传统注疏的考辨订正，对诗经学基本问题如删《诗》、《毛诗序》、《商颂》时代等学案的重新探讨，以及对诗经学的概述和总体评价。如于省吾《诗经新证》继续他30年代的研究，又利用50年代金文、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考证《诗经》字词、名物的训释，以新的资料开拓了检验传统训话的新途径。”[1]顾颉刚的《史林杂识初编》，也于50年代初重新修订出版，其中有关《诗经》的考证文章，也属于这类性质。[2]张西堂的《诗经六论》，对传统诗经学中的《毛诗序》、诗与乐、编制与体例等学案进行梳理和探讨，同时对《诗经》的思想和艺术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3]夏承焘的《“采诗”与“赋诗”》[4]、刘持生的《风雅颂的分类及其时代意义》[5]、黄焯的《毛诗笺疏质疑》[6][7]和《诗义重章互足说》[8]、高亨《诗经引论》[9]和（周代大武乐章的考释》[10]，以及周予同在评述群经的著述中对《诗经》的概述，都是在30——40年代研究基础上的继续进展，代表了现代诗经学的当代水平。语言学家王力把《诗经》语言作为先秦汉语的代表撰写汉语史，研究其词汇和音韵的演化；钱钟书关于《毛诗正义》的六十则学术札记，也是从这时开始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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