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的外传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也是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正像西方汉学家们的评价:它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
开创于汉代的丝绸之路,也像一条文化运河,一队队“驼舟”穿越大沙漠,运载着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从长安经过西域、中亚、西亚,曾远达罗马。《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由于中亚、西亚古国的衰亡,西域各族的变迁演化,历史被大风沙掩埋于地下,我们已得不到《诗经》流传情况的具体记载。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蕃出土文书[1],其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这一发现在久被掩没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提供一丝确实的信息。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罗马的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是又一条确实的信息,报导《诗经》经丝绸之路外传的历史相当悠久。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开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由于它们经济文化发展迟缓,以后又先后沦为殖民地,我们已不易找到印支各国《诗经》流传的全面记载。在越南,据各部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字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诗经》的东传有信史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五经和史传传入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分立,据中国《南史》和朝鲜《三国史记》记载,公元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2],百济王朝也曾派学者去给日本皇子讲授五经。新罗王朝于公元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公元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由这些事例可证: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3]。《诗经》的流传,不但推动了朝鲜封建文化的发展,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也产生深刻影响。朝鲜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创作,都对《诗经》有所引录模仿或借鉴。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4]。19世纪以后朝鲜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受到阻滞,而1945年光复以后,经济文化飞速发展,《诗经》研究仍是韩国汉学界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纷纷撰写评介和出版新的译注本。现有新的译注本多种,李家源的全译本(1972)、金学玉的全译本(1884)多次再版。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都讲《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5],有7位教授加入了中国诗经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