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研究的通信

“温柔敦厚”的诗教及其他

XX兄：

惠书敬悉。贵恙想已喜卜勿药，遥祝康泰。

诚如阁下所言：“自来风骚并列，犹如黄河长江，然近数年来，骚学盛而诗学偏枯，温柔敦厚之说更受垢病。”对此，弟有以下认识。

近年骚学之所以较为兴盛，除了屈原赋本身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不朽价值，还由于我们从40年代起就把屈原肯定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和进步的政治家，50年代又经我国提议成为被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一直把屈赋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反对黑暗保守政治势力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材。同时，从事楚辞研究的有多位硕学大师和一批素养较高的学者，开展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而主要是研究屈原及其25篇辞赋，相对来说，研究内容较易集中和深入。“文革”时，由于屈原确定难易的地位，受到的“冲击”较小，进入新时期，研究工作就很快恢复了原来的繁荣局面。80年代中建立的中国屈原学会，经常举行年会，进行了许多组织工作，当老专家退出学术论坛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崛起。在近数年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低谷，骚学仍有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献身学术事业，呈现勃勃生机。

《诗经》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上古社会历史史籍和先秦汉语的代表，而且是封建社会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的经书，研究资料积累深厚，难题众多，研究内容又涉及许多学科。5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对《诗经》实际上肯定的只是其中的“民歌”和一部分怨刺诗，而对《颂》《雅》中的大部分作品，则或全部否定，或避而不谈，连大学教材中一也只选那么一二十首。庸俗社会学以新经学代替旧经学，把研究导入歧途。“文革”中《诗经》被称为“奴隶主贵族文学”，准许在群众中流传的只有几篇。新时期拨乱反正，旧的影响才在逐渐清除之中。我这样说，决不是说当代《诗经》研究多么萧条，或竟是一团糟。《诗经》本身的价值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也回避不了，研究文学、历史、语言，不研究它不行，在前“十七年”和后十几年间，潜心研究的学者仍大有人在，他们坚持科学志变，克服过“左”思潮，对传统课题的重新观照，对这部名著的普及和鉴赏，以及语言学、厉史学、社会学研究，都有显著的成绩。据日本和台北先后编辑的《诗经研究文献目录》和我手头的资料，50年代以来《诗经》著述200余种，文章4000余篇，固然水平不一风多重复，然不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研究组织和研究规划，彼此缺乏交流与协作，所以研究工作处于分散状态。珍视现有的研究力量，注意提携和培养青年学者，建立学会，推进研究工作，《诗经》学必可兴盛繁荣。目前，恐怕这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要做的事吧？

关于“温柔敦厚”诗教，弟同意尊见，孔子并非指对侵略者不抵抗而言。此语源出《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是希望通过《诗》教培养具有温柔敦厚品格和风度的国民。诗歌教育确可通过艺术感染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操。温柔敦厚，意为性情温和朴实宽厚，从语义学来看，并无贬意，如兄所言：“此说固体现一个国家人民之文化教养程度与风度，与入其国而到处可见吵架行骗者异矣。”诚哉斯言。

毛泽东有一段话，被人当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和他们煽动的无知青年，到处打、砸、抢，就背诵这条“语录”。其实这段话是专指对敌斗争而言，在人民内部，他则主张讲团结，讲谦让，讲文明礼貌，讲互相尊重、关心、爱护，从未笼统地反对温柔敦厚，反对温良恭俭让。温柔敦厚作为性情涵养功夫，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团结安定。孔子也并不反对杀人，他曾主张派兵讨伐，号召“鸣鼓而攻之”，可见也不曾处处温柔敦厚，对他所认为的社会害虫、敌对势力和异端学说，他主张采取斗争方式。有人说温柔敦厚是要人对侵略不抵抗，那是没读过孔子的书就来反对孔子，没读懂毛泽东著作就断章取义当害人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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