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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历程——论叶嘉莹先生梦窗词的研究成就

收录:2011-12-17  作者:郑杰文  来源:《文史哲》2001年第6期  点击: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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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秦汉以降,墨学沉寂近2000年,至清乾隆年间渐次复兴。自乾隆至今200余年间,产生330余种果学著作,是其前近2000年间墨学著作的10倍。墨学复兴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研究范围和研究质量上。这330余种墨学著作,不仅有整理校释和评点,更涉及到墨学史考证、墨学“十论”研究、墨辩逻辑研究、墨家科技研究、墨家军事学研究等方方面面。这些考证和研究,不但勾画了墨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理清了墨家学说的思想内容,更揭开了2000年来无法破解的墨辩逻辑、墨家科技论说的神秘面纱。这种种成就的取得,不但与儒学独尊局面的打破、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入有关,更与墨学研究方法的改进紧密关联,与近现代人立足于传统研究方法而吸收西方研究方法来治墨息息相关。

一、清儒注墨中以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

孔子解说六经而创立的典籍阐释模式,至汉代分化成“发挥经义”的今文经学研究方法,和“循经求义”的古文经学研究方法。占文经学通过詀字训词来探求经典原意的研究方法,魏晋起被学人奉为圭臬,致使群经注疏之学大兴。至宋儒解经,不满足于这种“循经求义”的繁琐、呆板方法,重倡今文经学方法以治经,并逐步发展成“离经说义”的宋学研究方法。宋学研究方法增字解经,望文生说,辄用“叶音”,共至径改经文,主观随意性太大,使某些解说离经典原意太远。所以,清儒抛弃此法,复用举例为证的汉代占文经学方法并加以发挥,引用众多的古书实例,来证明字义,注释音读,校理错字错简,从而推求经典义理,被称为“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

清儒用“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来校理古籍,在经史子集各部的整理中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作为子部重要著作之一的《墨子》,也被毕沅、王念孙、孙诒让等用此“书证求义”法来校注整理,从而改变了2000年来《墨子》不可释读的局面。

“书证求义法”运用的关健在于广求书证来校勘字句、解说字词、疏释典章,从而推求文义:今以孙诒让(里子间诂·公孟)所载“昔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之“绛衣博袍”句的清代诸家校注为例[1](p273),来看清儒对此法的运用。

毕沅等校注此句,因《太平御览》所引为“囊衣博袍”,故对“绛衣博袍”之“绛”字提出怀疑[1](p273)。王引之接过这一疑点,连举《集韵》、《汉丹阳太守郭旻碑》、《尚书·洪范》、《礼记·孺行》、《庄子·盗拓》、《荀子·非十二子》及《擂效》、《列子·黄帝)、《淮南子·齐俗训》及《泛论训)中10条书证,来证明“绛”乃“絳”之形误,絳衣即大衣,从而解决了毕沅提出的疑问[1](p273)。孙诒让作《墨子间诂》,觉得“絳衣”和“博袍”还有问题需解说,又以《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所注士之衣的袂、祛形制,及“大夫以上侈之”之制,来推演楚庄王“絳衣”之制式[1](p273-274)。至此,“绛衣”之误,絳衣之宽大,及宽大的具体制式,都已圆满解决了。

但王念孙于此句又别作辩解,引《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反袂拭面,涕沾袍”之何休注,以明此句之“袍”字非人们习惯上所指的“长衣”,而是指“衣前襟”[1](p273)。孙诒让引申此说,据此文下有“以治其国”句,来证此“袍”当指“听治之服”,而非“燕居之服”,不是《广雅·释器》所指的“长襦”;并进一步指出任大椿《列子释文考异》以“汉晋后朝服绛纱袍”来释“絳衣博袍”的错误[1](p274)。至此,此“袍”字指衣前襟而非谓“长孺”,也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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