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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诗流派: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论“太仓诗派”

收录:2011-12-11  作者:叶君远  来源:河北学刊  点击: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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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子等人的作品中,确实很少有风花雪月之咏、浅斟低唱之篇,即使是题赠唱酬、登临行旅之作也往往浸染上风云之气,即使是自伤自世之作也往往因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交融而显得内容深厚。可以说,感慨一代兴亡,反映社会现实成为十子等人诗歌题材取向上的共同特征,悲愤怨悒,沉郁苍凉,成为其作品情感意绪的共同基调。这些方面,和吴梅村也是十分接近的。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十子等人在题材内容与意绪情调上的这些特点除了与吴梅村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时代使然,人个命运使然。

我们知道,当清兵下江南、攻灭弘光朝、取得对大半中国统治权的时候,十子中最小的顾湄和王摅也已经十几岁了,其余诸子,多数年龄在二十以上。他们耳闻目睹了清兵屠杀、凌辱江南人民的暴行,亲身感受了清朝官员对百姓残酷的压榨。改朝换代带给他们的印象和痛苦是相当深刻的。并且由于家世的原因,其精神上的痛苦远比一般人来得更强烈。

十子中的六位王姓均有着显赫的家世。其中,王揆、王撰、王抃和王摅的曾祖王锡爵曾为明万历朝大学士,祖父王衡、父亲王时敏也均在明朝做过官,王昊和王曜升的高祖王忬曾为明嘉靖朝右都御史,曾祖王世懋做过万历朝太常寺少卿,他们可算得累世簪缨的望族。许旭的祖父许国荣曾官工科给事中;顾湄的亲父程新曾官惠安县令,养父顾梦麟则为明末名士;周肇、黄与坚均出身富家。随着明朝覆亡,异族入主,他们昔日的特权即刻受到严重削弱,政治上已失去保障,经济上也遭到侵夺。清初的苛税重赋,概不得免,甚至家道越殷实,门第越高贵,越成为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对象。吴梅村《和王太常(王时敏)西田杂兴》云:“乱后归来桑柘稀,牵船补屋就柴扉。”《芦州行》:“胥吏交关横派征,差官恐喝难供应。”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十子的政治前途也变得黯淡。他们中除了周肇在清康熙十年(1671年)五十七岁时才被授以青浦县教谕这样一个小官之外,没有一个人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前做过官。有的一生落拓不偶,有的还横遭政治迫害。例如,顺治十七、十八年(1660-1661年)“嘉定钱粮案”和“奏销案”中,黄与坚、王昊、王曜升、顾湄均无端受到牵连,被革除功名。王昊甚至锒铛入狱,“械送北上”,受尽凌辱。黄与坚为周肇所作《墓志铭》对其鼎革后的精神状态作了传神的描绘,说他“其后十五年不一遇,肮脏之气,日以纠结,不得已而逃于酒,每饮必欢呼竟夕,或沾醉而后起,大痛哭,坐客不知其为何也。迹其生平,未尝一日得少展,而抑郁以病死”[4](卷38,《新淦县知县周君子俶墓志铭》)。乾隆《镇洋县志》卷十二《王曜升传》写王曜升被“钱粮案”牵连之后“悒悒不自得,东西南北,惟意所之,遇酒辄醉,或歌或哭,用以消其块垒”。周肇和王曜升的精神状态很有代表性,由上述描写便可以探知十子的内心精神世界。

比十子稍微年轻一些的毛师柱、沈受宏等人的身世遭际与精神状态和十子有许多相近之处。

总之,改朝换代给十子等人带来的是家族与身世的不幸,鼎革之变让他们经历了大忧患,感受到大失落,体味到大悲凉。他们无力回天,唯有肝肠寸断,痛苦莫名。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反复吐露亡国之痛,不断发泄对新朝、对现实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

姚莹《识小录》对十子等人的诗风作了最为简明扼要的概括,这便是“皆以绵丽为工,悲壮为骨”[10](p132)。“以绵丽为工,悲壮为骨”,岂不正是吴梅村“容娇气壮”风格的翻版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十子“风格如出一手”,并认为这是“宗一先生之故”,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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