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

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学，也不同于受西方文学观念深刻影响的现代文学，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文体方面。在不同的文学格局中，各种文体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是不同的，这也形成了中心与边界的另一种情况。在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歌作为核心与主线的，所以诗歌与诗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研究的中心。应该说这种看法只是部分合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体排列中，是以经、史、子、集作为先后顺序的，现代学者甚为重视的诗歌文体，恰恰是被列在末尾的集部中，而中国古代最看重的还是经部，这无论是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汉代，还是清代官方所撰修的四库全书中，都鲜明地体现了此一观念。南北朝时的刘勰也许对此表述得最为明快，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这便是中国古代最为强烈的观念之一：宗经意识。这种观念是与人文教化、经国治世的实用目的紧密结合的，没有谁会敢轻易否定经学的地位，哪怕是最为重视文学审美的曹丕，也还得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也就难怪当年的林传甲先生为“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的“中国文学科”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时，所列内容竟然是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项，其思路显然还是四库全书所留下的。正像西方文学不能忽视《圣经》的重要地位一样，中国古代文学也决不能低估经学的深刻影响。

但是，如果要将中国古代文学从经学体系当中独立出来而另建一门学科，把诗歌这种文体作为其核心又是合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情的。这不

仅因为诗歌在中国古代是创作队伍最为庞大、现存作品数量最多、取得成就最为巨大的文体，更重要的是它在各种文体中还是最具审美品格的文类。孔子讲兴观群怨而将“兴”摆在首位，便是突出其感发启示的文学功能；《诗大序》讲“主文而谲谏”，也是强调的“风”的感动染化作用。此后曹丕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严羽的“别材”、“别趣”与“兴趣”，宋濂的诗为“文之精者”等等，都是对诗歌审美特征的申说。这在中国古代也有权威的说法作为支持，这便是六经中诗为别教的观点，明人李东阳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在《镜川先生诗集序》中说：“诗与诸经同名而异体，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所以他特别看重诗歌文体的审美特性，在《沧州诗集序》中说：“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正是由于诗歌具有鲜明的艺术审美性质，因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判定其他文类有无审美属性的一个重要尺度，宋人赵彦卫称赞唐人传奇善用“诗笔”，王国维称赞元杂剧为有“境界”，直到鲁迅称赞司马迁的《史记》，还用“无韵之《离骚》”来代表其文学成就，而现代学者认为《红楼梦》之所以超越于其他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之上，也是因为它具有浓郁的诗境与诗意。创作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导致了其理论探讨的兴盛发达，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向以诗论、诗评最具有理论深度与理论价值。至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容被散文、小说、戏曲等其他文体所汲取采纳，就更比比皆是，连最为通俗的说书艺人都必须要“曰得诗，念得词”，就更不要说其他的“雅”文体了。因此，将诗歌置于中国古代文学各文体的中心位置，应该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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