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逐渐把学术规范的讨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探讨，经过十余年来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目前学者们的规范意识的确有了明显的加强，并逐渐变成一种学术常识与官方规定，如果说这一阶段古代文学的研究有什么进展与改变的话，规范意识的加强可能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今天的研究者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样，写文章不顾及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的梳理把握，引用材料不注明版本出处或注释非常简略笼统，严肃的学术著作竟然不开列参考文献目录的话，恐怕很难被学界所接纳，为此许多刊物还特意设立了各自的论文发表的技术规范，比如内容提要、关键词及注释的体例等等。又比如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必须在文章的开头要有对本论题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的叙述，介绍前人在这个论题上都做了什么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与不足，自己在这篇文章中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哪些开拓与进展，这种开拓与进展对本学科具有什么价值等等。如果你所选的论题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则需要说明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领域中的进展状况。当然，学术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新，也就是获得新的学术结论，但技术规范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种训练就会失去学术研究的基本资格。

这些规范的讲究的确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进展或者叫做学术规范的建构，是现代学术品格的鲜明体现。拿当今的学术论文与二十年前的相比，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它们属于不同学术阶段。但是在此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并不全都是令人振奋的正面效应，规范化的另一面其实就是突出的技术化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技术规范就成不了学术规范，既然学术研究是一种专业操作，当然必须掌握相关的研究技术。这是最为基本的职业训练，许多人由于缺乏这种技术训练而草率进入古代文学领域，从而破坏了学科规范，降低了专业的水平。眼下流行的所谓学术明星，将戏说当学术，把猜测当考证，认知识为学问，说到底还是没有弄清学术为何物，这也是学术界还要继续强调规范的原因。但是，文学研究并不能仅靠规范化便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技术化的本质其实就是模式化与统一化，它是以学术的市场化作为基本前提的。过于追求技术化也会造成研究的平面化与僵硬化，从而导致研究的简单化与琐碎化。文学这个领域是最讲究感性化、个性化、独特性与生动性的，过于技术化的模式追求却失去了文学研究最宝贵的创造性与生动性。就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情况看，起码在下述三个方面已经由于技术化的追求而导致了文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学术特性的缺失。

一是技术化的客观性讲究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现代学术深深地受到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认为在研究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主观偏见的介入，从而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于是在研究中一切都成为技术处理的对象，材料的罗列，不动声色的叙述，貌似公允的评价，都把活生生的文学弄成僵死的东西。什么人格节操，人生境界，生活情趣，人间亲情，都被客观化与技术化掉了。多少年来，人文学科以探讨规律为目的，把丰富的文学经验与文学思想最终抽取成一些所谓的规律，但这些规律既难以进行科学的验证，也找不到什么用武之地。目前再加上规范性的技术化要求，更加重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冰冷面孔。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公开指出，这种貌似客观公正的叙述已经丧失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从而主张应该回归到元史学的文学叙事。司马迁写作《史记》，目的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既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认真的材料准备与实地考察，同时又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写作过程中，从而成就了他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不朽之作。作为最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的文学，应该担负起重建人文精神的职责。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似乎比文学理论研究界要落后一步，在后现代要解构掉由科学主义所设置的种种藩篱之时，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学者却还在以技术性的规范来限制甚至丢弃人文的精神，这不仅是方向的迷失，同时也是责任感的放弃。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技术化的追求也磨平了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在前辈学术大师中，每个人均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优势与鲜明个性，诸如梁启超的广博敏锐，王国维的博大深刻，闻一多的充满灵性，陈寅恪的扎实严谨等等，都形成了他们各自难以为他人所替代的学术个性，从而成为后来学人的楷模。但是有一点可能是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那就是这些学界大师的学术个性是与其人格节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对文化传统的强烈责任心促成了他们鲜明的学术个性。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所作的铭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只有高尚脱俗的节操境界，才能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所以他最仰慕王国维的并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独立的人文精神，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其实，这又岂止是王国维的可贵之处，如果陈寅恪本人缺乏此种自由的精神与坚毅的人格，又如何能够构成其严谨的学风与独立的学术品格？陈寅恪先生一向以拥有纯粹的学术品格而著称，但是在其扎实严谨的研究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其深切的人文关怀，这只要读一读他的《柳如是别传》，便会有真切的体会。可是看一看目前的学者与著作，有多少人视学术为谋生之职业，甚至为糊口之手段，从而将古代文学研究变成一种匠人的技术，其所呈现的学术成果也就只能是迷失了目标的技术化材料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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