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类书是相对于官修大型类书及文人学者私撰而言的、由书坊编刊的一类书籍,主要用途是供下层民众日常实用、道德教育,及文化娱乐之需要。产生于南宋,盛行于明清,在民间流行广泛。这些书籍按照选材范围及性质可分为综合性的与专门性的两种。前者如南宋的《事林广记》、明代的《三台万用正宗》等,后者就种类繁多了,如各种医书、农书、尺牍、律历、商书、善书、消遣娱乐书,等等。本文讨论范围仅限于百科全书式的日用类书、道德教育类书和娱乐性类书三类,第一类如上述两种,第二类如宋胡继宗编《书言故事》、明汪廷讷撰《劝惩故事》等,第三类如明起北斋辑《绣谷春容》、冯梦龙编《燕居笔记》等。这些类书中都包含有相当丰富的小说资料,本文拟重点探讨这些通俗类书读本与明清小说创作的关系。
国内学界对这些坊间编刊的类书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类书研究界存在重官修、私撰类书而轻视民间类书的现象。张涤华上世纪40年代所著《类书流别》一书,对古代类书探其源而穷其流,但考论对象主要是官修大型类书;200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南强《类书通论》一书,也是集中探讨官修大型类书和私人撰写的著名类书,对于民间类书只是作了简短的笼统介绍。
最早重视日用类书并开始研究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日本学界,如酒井忠夫《明代日用类书与平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国土社1958)一文,使用晚明时期的日用类书研究中国古代的平民教育。国内胡道静先生较早重视这笔历史文献的价值,其《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发表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一文,对于这部在宋元明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间类书的编者、版本演变及学术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近年来国内一些社会经济史学者如陈学文、李伯重等开始研究这些文献的经济史价值。
最近几年,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日用类书中的资料研究明清小说,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小川阳一于1995年出版《用日用类书研究明清小说》一书,从酒令、占卜、善书三个方面对明清小说如《金瓶梅》、《醒世因缘传》、《儒林外史》等进行了重新解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伟《仪式、叙述与<儒林外史>》(收入陈平原、王德威、商伟主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明创新》一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用当时通行的仪式指南《家礼仪节》、《明礼集》等诠释《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关于泰伯礼的描写,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坐实了小说与清初儒家仪式主义的关联”。这些探索为以前明清小说研究中许多费解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从而为明清小说研究开辟了新视角。
对于道德教育类书,前人主要从蒙学教育角度对其进行过一些研究,如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将《书言故事》诸书视为童蒙教材。元明时期坊间刊刻的此类读物还有《金璧故事》、《君臣故事》、《劝惩故事》等。从当时这些通俗类书流行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其道德教育功能胜过了蒙学教育。而且,目前尚无人专门从小说学角度研究这批类书。
《燕居笔记》等娱乐性类书主要编刊于明末清初福建建阳和南京的一些书坊,“此等读物,在明时盖极普通”,只是“因在当时为通行之闲书,不受重视,故今所存者至少”。(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类书籍的研究主要限于其中的传奇小说部分(如大塚秀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刊行情况》,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1981年第3 期),而对于书中其它内容则很少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