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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收录:2012-1-1  作者:王小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点击: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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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异同,说明孔子项橐故事在唐五代已经定型,且大略有北方、南方两个同源异流的传播系统。如果说敦煌本是北方系统的代表,那么,越南本、藏文本和明代《小儿论》便具有更亲密的血缘关系,同属于《孔子项橐相问书》的南方系统。有学者提出:《小儿论》结尾小儿问天地一段,“既不见于(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也不见于古藏文本之中,当是另有来源”。[15]这一问题正好可以用两个传承系统之说来解答,因为同《小儿论》一样,在越南的三种传本中均有以下一段:

又问曰:“天上零零有几星?”孔子曰:“适来问地,何必谈天。”小儿曰:“地下碌碌有几屋?”孔子曰:“且论眼前之事,何必谈天说地。”小儿曰:“若论眼前之事,眉毛中有几枝?”孔子笑而不答,顾谓弟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于是登车而去。

这进一步证明越南本和明代《小儿论》具有相同的来源。考虑到越南俗文学曾接受明代俗文学的深刻影响,上述相同也可以理解为同一时期的中越俗文学的关联。因此,各本之附载的内容差异,既可以看做传承的地域系统的差异,也可以看做不同时期《孔子项相问书》在功能上的差异:敦煌本与讲唱体的孔子欲杀项诗合抄,有明显的讲唱功能;越南本与格言体的孔子观金人之铭合抄[16],有明显的蒙学功能。下文将要说到,这种格言体的蒙学书籍在越南汉喃文献中构成一个规模颇大的类别,实际上昭示了《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生存环境。总之,利用越南文本,可以更充分地阐明《孔子项橐相问书》等敦煌作品的性质和传承。

(四)《太公家教》研究

《太公家教》是敦煌写本中最多见的一种文献,至少占有35个卷号。它由规劝少年子弟遵循社会伦理的诗书经史俗谚之语组成,多为四言体,包括“孝子事亲”、“弟子事师”、“教子之法”、“立身之本”等门类。写本题记表明,它是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到北宋初年最流行的一种童蒙读本[17]

无独有偶,在越南也流传过这种《太公家教》。1998年,我在河内搜集到抄写于启定元年(1916年)的一件残本。它有16页篇幅,采用汉字正文和喃字小注相间的体式。前半部残,末尾题“太公卷之毕,启定元年陆月初贰日”。尽管正文之中只有“良田万(敦煌本作‘千’)顷,不如薄艺(敦煌本作‘技’)随身”等少量语句与敦煌本《太公家教》相同,但二者的文体、内容、性质却无疑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童蒙读本在敦煌还有很多[18]。它们大致反映了各种读本的时代和流传规模,也反映了《太公家教》的文化背景。同样,在越南也有数十种格言体的童蒙读本,构成了越南《太公家教》的文化背景。这就是说,在敦煌写本文献和越南汉文古籍之间,存在相类似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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