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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收录:2012-1-1  作者:王小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点击: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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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推测:敦煌变文的散说部分大量夹杂了赋体或骈体,以至在研究者中产生了变文起源于赋文之说和故事赋为变文支流之说。[9]另外,在中国古代,像这样的多种文体结合为用的情况是并不稀见的。中古时期曾流行过两种类似现象:一是同一主题内容既以赋、又用诗来表述。例如曹丕既写了《寡妇赋》,又写了《寡妇诗》;西晋张华既撰有《感婚赋》,又撰有《感婚诗》。二是同一主题既写为韵文文体,又写为非韵文文体。例如西晋张敏以《神女传》、《神女赋》重复叙述了弦超与成公智琼的仙凡恋爱故事,东晋曹毗撰有《神女杜兰香传》和多篇《杜兰香歌诗》,陶渊明则同时写作了《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这其实是古代讲唱艺术兼说兼唱之习惯的反映。显而易见,这一现象也会出现在敦煌俗文学文本当中。鉴于敦煌俗赋同表演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鉴于敦煌文学作品往往用作某一讲唱活动的片段(例如《子灵赋》是“用于某一说唱节目开篇和终场时的诵辞或唱辞”[10]),鉴于敦煌俗文学的许多文本在越南俗文学文献中得到了保存(详下文)——可以推测,越南《王陵赋》与敦煌《王陵变》很可能是彼此关联、彼此补充的两个文本。也就是说,二者是敦煌文学不同文体搭配现象[11]的一个特殊表现。

(二)曲子辞研究

曲子辞是按隋唐燕乐曲调谱写的歌辞,在敦煌写本中大约有一千首的规模。因其有调名、有固定辞式,文学研究者关注它,视之为词的前身;又因其配合曲子歌唱,音乐研究者关注它,将它用做唐传古乐谱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对比资料。但是,曲子的生存环境如何?其音乐形态如何?这也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越南的陶娘歌为解决上述问题展现了光明的前景。这种用汉越语演唱唐宋诗赋的曲艺品种,实际上是唐宋曲子音乐的活化石。因此,近年来激烈争论的敦煌乐谱、舞谱之形态的问题,以及其曲、辞之关系的问题,有希望从中找到答案。陶娘歌中的若干曲调是通过“采诗入唱”的方式形成的,这种“诗”和“曲”的关系也类似于唐代声诗(以声被诗之辞)与曲子(因声度词之曲)的关系,可资说明敦煌曲子辞若干曲调的来源。在越南,陶娘歌因其历史的久远,也因其同教坊的联系[12],已成为雅俗共赏的精致艺术,造就了大量文人作品;由此不难理解敦煌曲同唐宋之际文人词的关系。另外,如果把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划为三个阶段——依靠宫廷礼仪而生存的雅乐、依靠地主庄园经济而生存的歌妓音乐、依靠市民经济而生存的戏曲音乐——那么,在这个三段结构中,越南陶娘歌和敦煌曲子辞属于同一个音乐文化阶段。通过陶娘歌,可以深入地理解敦煌曲子辞的生存环境及其表演和传承的方式。

(三)《孔子项橐相问书》研究

《孔子项橐相问书》是流传甚广的俗文学作品,在敦煌至少有17种写本(包括3种藏文写本)。其故事可以追溯到秦汉典籍所记“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的传说和“两小儿辩日”的传说。据研究,在唐以前,它是作为民间故事流传的;到初唐,它定型为一篇论议的文本或俗赋的文本。

《孔子项橐相问书》渊源如何?流传情况如何?这是为历来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现在有条件做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在越南古籍中,至少保存了三篇孔子、项橐相问的故事![13]各本的篇幅、内容均与敦煌本相近;但从叙述次序和文字内容看,越南本却更接近藏文本和明代的《小儿论》。例如越南本“三窗六牖,不如一户之光;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父母之恩,奚可失也”云云,不见于敦煌本,而见于藏文本和《小儿论》。而若比较一下各本的内容顺序[14],则可知敦煌本的结构颇不同于其它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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