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述略

绰号作为人的正式名称的一种补充，它对人的性格、身份、行为特征的揭示往往比正名更凝练、更形象、更准确。而且其意义往往并不止于人物本身符号性的标识，它还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理、文化精神的一种折射。因此，文学作品中人物绰号的研究也是洞察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独特窗口。《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皆有绰号，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绰号最多的一部。其人物绰号实际上具有了戏曲脸谱的功效，不仅传神地揭示人物自身的精神面貌，而且传达出创造主体的道德与审美评价。南宋以来，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影响不断扩大。明清以来，伴随《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梁山好汉的形象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其人物绰号的独特魅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明清以来《水浒》人物绰号也自然成为《水浒》研究界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角度、认识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

明清时代的《水浒传》爱好者已经有人对书中人物绰号进行过一些考证和研究，如袁无涯刻本《一百单八人优劣》、清代程穆衡《水浒传注略》等都有所涉及。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是20世纪初以来的事情，因此本文重点对20世纪以来学界对《水浒》人物绰号研究的历史做一简要回顾，①并试图借助这一小小侧面探讨时代思潮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纵观20世纪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水浒传》英雄绰号的出处、来源，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鲁迅于1935年所撰《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论及了《水浒》人物绰号取材的特点：“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指品题），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个人的全般。”[1]这段话只是从文本出发，论及《水浒》人物绰号与形体或才能的关系，并指出其不足：“并不能提挈这个人的全般”，但他并未进一步申论。余嘉锡积数十年研究《水浒》之功，于1939年发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2]一文，对《宣和遗事》、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水浒传》、郎瑛《七修类稿》中所载宋江三十六人及其绰号进行详细列表，一一对照，辨其异同，溯其流变。指出《宣和遗事》、元代水浒戏中的宋江故事皆出于话本，并明确揭橥宋江三十六人绰号来源于“宋人俗语”[3]。这个结论言之有据，其思路及方法，都对后来的《水浒》人物绰号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他的考证也存在不足，既云宋江等人绰号来源于民间风习，即承认出于虚构创造，但又广征博引，试图证明《水浒》人物及绰号为历史上实有。其实，他所考14人中，除宋江之外，其余只是历史人物与《水浒》人物名字偶同而已。

50年代初，《水浒传》作为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成为新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古代小说，并很快在全国出现了读《水浒》、评《水浒》的热潮，全社会对《水浒传》中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百单八将的绰号问题就是争论焦点之一。何心于1954年出版《水浒研究》[4]一书，其中《三十六人传说的参差》一章详细辨析了《宣和遗事》、《癸辛杂识》、《水浒传》中宋江三十六人姓名、诨号的参差，发现三书中人物绰号共有11处不同，并指出《癸辛杂识》与《水浒传》比较接近，《宣和遗事》则相差很多。其《诨号的研究》一章共探讨人物绰号8个，重点考证了“呼保义”、“病关索”、“旱地忽律”几个绰号的来源。引证广博，观点审慎。与余嘉锡《考实》一文相比，他的考证更注重历史文献与小说文本的互证，并注意《水浒传》各版本的对照比较，方法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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