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徐渭散文研究是明代诗文研究史的一个部分,明代诗文研究是在“崇道、讲艺、重情”的消长和组合中发展的[1],与此相应,明清两代的徐渭散文研究也经历了一个在三方面消长与组合的过程。大致说来,以万历28年《徐文长三集》的出版为标志,徐渭散文研究进入极盛期,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明亡,历时44年。徐渭散文的绝大部分在此期得到了整理出版,有关其散文的特色、渊源和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原创性的深入探讨,徐渭文集发行后,市场上出现了“人人竞赏争取,纸价倍贵”[2]的火爆场面,徐渭散文成为众多明文选集的主角,徐渭本人在文坛上的地位空前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崇道”观念失去市场而“重情”观念成为主流、“讲艺”风气盛行文坛的结果。
清代的徐渭散文研究在崇道观念的桎梏下总体上比较萧条。黄宗羲编选的《明文海》《明文授读》选了不少徐渭散文,可以看作是对晚明徐渭散文选评的一个总结,也可以看作是晚明徐渭散文选评热的一个余波。其余选本,尤其是康熙一朝出现的几个重要明文选本,对徐渭散文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对徐渭诗文的评价也从以赞扬为主转变为以批判为主。其间《明史》徐渭本传和《四库全书总目》对徐渭散文的若干方面作了一些中肯的评价;道光26年《青藤书屋文集》作为海山仙馆丛书之一种印行,虽然此集由钟人杰万历42年《徐文长文集》三十卷而来,但在徐渭文集长期没有重印的背景下,它的重印对于方便读者的阅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如此,清代的徐渭散文研究无论在资料的整理还是在文本的评价方面都没有大的起色,这在本质上也是崇道观念作为主导思想在徐渭散文研究上的一个表现,因为在漠视情感表现、注重载道功能的价值观念支配下,徐渭散文的尖锐情感和独具个性的表现方式必然会被认为是狂悖躁戾的,这些曾深受晚明人喜爱的情感品质和表现方式在老成持重的清人眼里已颇为不合时宜了。这一点可以从晚明与康熙两个时代明文选本对徐渭散文的选入篇数和评价的对比中看出来。为清晰起见,现将入选篇数的对比结果以表格形式列在下面:
成书/刊刻年代
选集书名
编选人
入选篇数
成书/刊刻年代
选集书名
编选人
入选篇数
1623(天启3年)
明文奇赏
陈仁锡
28
1667(康熙6年)
赖古堂文选
周在浚
0
1629(崇祯2年)
明文致
蒋如奇
10
1687(康熙26年)
明文英华
顾有孝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