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至70年代的文学：农村小说
一 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不过，与以前的包括被称为“乡土小说”在内的农村小说相比，这个时期的农村小说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茅盾谈到40年代“国统区”作家的创作时说，“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像，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这一“检讨”性的概括，实际上指出了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这种转变在“解放区”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当代农村小说承续了这一取材趋向。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这个问题，周扬1946年评论赵树理小说时就已提出：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描写农民”，“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不是在对象之上(“高高在上”)或之外(“旁观者”)，而是以农民自身的感觉、观点作为描述的基础——这不仅是在确认某一作家的特征，而是在指出应普遍依循的方向。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当然，即使是赵树理，感觉、观点与表现对象的“农民”的“同一”，也不过是一种假想。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当代农村小说的艺术经验，更直接来自“解放区”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康濯等在40年代的创作，而与“乡土小说”，与沈从文、吴组缃、沙汀、骆宾基等的小说，显然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当然，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经验的作家，对这种要求的反应不会完全相同，因而，在趋同之中，也能看到差别与变异。
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李束为、刘澍德、管桦、陈残云、浩然、谢璞、段荃法、王杏元等。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由于艺术观和方法上的这些差异，随着当代不同阶段政治和文学风向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的接受和评价，也大致呈现为此起彼伏的状况。>